經濟新潮社EcoTrend官方部落格

    　政府官員既是公僕也是公民，做為公僕，我不便對外就已然定案的政策擅為批評；但做為公民，我當然該有理性分析與期待。到今天為止，十二年國教的案子迄未拍板，因此我必須站出來，以公民的身分，為台灣未來子孫的福祉講幾句話。如果此案送到行政院會，我也會以閣員身分表示意見。

    　依據教育部的規畫，自一○三學年度起，免試入學的學生比例約有七成，但仍有三成學生要以某種轉型的基測競爭方式篩選入學。這些競爭入學的目標除了少數藝能班之外，就是所謂的「明星高中」。如果這三/七二分的兩軌升高中架構就能夠稱之為十二年國教，那麼我必須明明白白地說，做這樣規畫的人根本不瞭解何謂國民教育。

    　依目前的升學制度，約有四成的學生是所謂「免試」入學。但是這免試者之中又包含了採計在校成績等申請模式，而在校成績其實也是一整掛小型考試的彙整，故免試也者並不是真的免試，只是考試方式不同而已，是「假性免試」。如今，規畫者要將這假性免試的比例擴充，由四成增加為七成，這能叫做十二年國教嗎？

    　國民教育的內涵，其實是公民教育與通識教育，是要孕育孩子們的「基本溝通技巧與共同文化價值」，使他們將來成為國家社會的好公民。之所以國民教育要考慮延長，一則是因為外在社會變得日漸複雜，故共通的公民教育時程必須拉長，二則是因為社會漸趨富裕，國家也有能力支援較長的人才養成。

    　既然國民教育的本質是公民與通識教育，那麼請問什麼叫做「明星高中」？「公民」有大小優劣、凡俗高雅之別嗎？在本應和光同塵的公民環境中，怎麼會有國家出錢支持的階級分殊呢？

    　在正常的公民教育環境裡，學生當然會在不同領域有特殊的才能，但是這種特殊性一定是在公民教育的後段發生，而不會「在托兒所階段就開始吸明星奶嘴」。此外，這特性一定是在某個特定領域的，而不是「萬事皆明星」式的階級化、標籤化取向的。總之，在十二年國教的後段，我們可以想像在若干高中的少數班級，有所謂數學資優班或音樂資優班，為性向早現的孩子們早做專業預備。

    　好人的存在凸顯了善惡課題如此重要，讓中國電影敘事更偏向好萊塢模式。因為在好萊塢模式中，善惡對立依舊是最重要的說故事技巧。影響九零年代後美國電影編劇甚鉅的著作「作家之路：從英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The Writer’s Journey: Mythic Structure for Writers，1992），作者佛格勒（Christopher Vogler）改編神話學者坎伯「千面英雄」為編劇理論。佛格勒以英雄的旅程為出發，試圖為說故事技巧找到更普遍的文化基礎，於是故事會從「平凡世界出發」、經過「歷險召喚」、「拒絕召喚」、「遇上師傅」、「跨越第一道門檻」、「試煉/盟友/敵人」、「進逼洞穴最深處」、「苦難折磨」、「獎賞」、「回歸之路」、「復甦」、一直到「帶著仙丹妙藥歸返」。在這個神話敘事結構裡，代表正義的英雄總能在盟友的協助下，從苦難折磨中克服邪惡，贏得最後勝利。

    　好萊塢電影對神話模式的偏愛，說明了他們為何能跨越文化而達到票房大賣的目的，反映電影在藝術之外的商業本質。中國電影藉著善惡對立引發的同情心，撫慰著觀眾的情感，這是中國大結構下所長期存在的需求。更簡單的說，是天下老百姓的需求，他們需要這些情感來支持他們對人與世界的信念。理性分析或社會批判對於活在生存壓力的人民來說，是太奢侈了些。他們當然知道人是殘酷的，世界是有潛規則的。但人們需要情感來撫慰他們在真實世界碰到的挫折，而非導演來教他們甚麼是存在的真理。所以電影在中國更具有夢的特質，而夢是如佛洛伊德所說的，是一種願望的達成。

    　陳凱歌的「趙氏孤兒」，這部片改編自流傳久遠的中國原型故事，但他也做了些更動，導演說：「過去戲裡說，程嬰大義凜然把自己孩子獻出去，不僅違反常識，也違反人性和人倫。如果說程嬰是個英雄，上來就偉大，不太可信。今天是一個平民時代。我們做劇本做了一年半，就是讓它回到常識上來。」平民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好萊塢電影。比起單打獨鬥加美女在懷的美國英雄主義，平民主義更接近小老百姓的民間思維──愛出頭的英雄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趙氏孤兒」亦將我們帶到一個值得討論，卻在前面沒有觸及的改編議題。以「改編的藝術：將事件與小說改成電影」（The Art of Adaptation: Turning Fact and Fiction into Film，1992）一書聞名好萊塢的西格（Linda Seger），根據她在該書的附錄顯示，從1930年到1990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中，只有9部是原創劇本，換句話說，有85%都是改編作品。也難怪奧斯卡設有改編劇本的獎項，別的不說，今年奧斯卡的幾部大片，如「127小時」與「社群網站」等，都是改編作品。

    　在日韓中的電影當中，改編依舊佔據著重要地位。以筆者這篇文章來說，從開頭到目前為止，提到的中日韓電影共有27部，其中有13部是改編，幾乎是一半──這些改編作品包括「趙氏孤兒」、「告白」、「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無人知曉的夏天」、「空氣人形」、「橫山家之味」、「盲劍客」、「原罪犯」、「殺人回憶」、「天下無賊」、「甲方乙方」、「黃昏清兵衛」與「隱劍鬼爪」。

    　故事說得好，觀眾自然覺得電影好看。中島哲也善用猶如嗆鼻芥末醬的對比蒙太奇，與是枝裕和偏愛像柔和蘿蔔泥的固定鏡頭，恰好是天平的兩極。但這兩種電影料理手法，但都是為了喚醒陷入無感的日本社會，恢復他們的道德味覺。

    　今年三月下旬，陳凱歌來台宣傳他的「趙氏孤兒」，也上了「康熙來了」接受訪問。在小S一陣犀利發問後，蔡康永忽然問陳凱歌與製作人妻子陳紅，回家後會不會聊公事，聊什麼最多。結果兩人不約而同地回答：劇本，最多還是聊劇本。

    　電影就是說故事

    　這就是電影的本質，其目的是說故事。故事說得好，觀眾自然覺得電影好看。這並不代表情節之外的其他元素不重要，而是這些技術都應該輔助電影將故事說好。如果一部電影不能將故事說得好，即使女主角再美、燈光再好、剪接再棒、配樂再動人，大多數在觀眾走出戲院時，依舊不能得到滿足。

    　難怪經手過「飛越杜鵑窩」、「洛基」、「現代啟示錄」、「與狼共舞」、「西雅圖夜未眠」等上百部大片的好萊塢製片麥德沃（Mike Medavoy）說：「一部成功的電影通常是從劇本開始的。我對一部好劇本的評判標準很簡單：我願意繼續閱讀下去看看發生了什麼故事嗎？我關心人物的命運嗎？它能打動觀眾嗎？它的主題有意思嗎？它是否匠心獨具？」

    　韓國女星李英愛在朴贊郁編導的「李英愛之選擇」（2005）中，飾演一位被誣告綁架殺害男童的少女金子。影片一開始，是她入獄十三年後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宛如天使般的金子步出監獄，外面已經有一群人在唱著聖歌迎接她，沒想到金子卻無情地將象徵清白的豆腐蛋糕打落一地，獨自離開，留下表情錯愕的牧師。隨著劇情的開展，我們看到金子拜訪開始先前出獄的獄友，尋求她們的幫忙。幫什麼忙呢？

    　立法院火速三讀《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稅草案》（奢侈稅）。中央政府執政團隊推出奢侈稅，欲消除民怨，但對預售屋、農舍農地是否增列課稅項目，也引軒然大波。

    　近年來房地價格高漲，人民購買自用住宅負擔加重，困難度增加。而大量房地產投機，一但逆轉極易引發金融問題。何以如此？因為我國所得稅及土地稅制長期不健全，買賣炒作房地產賺得差價之資本利得幾乎完全不必繳交所得稅，以致助長房地產投機及人為炒作。

    　我國所得稅法雖然規定就財產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房屋交易所賺價差，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稅。但一般住宅土地交易，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定依漲價數額倍數課徵一定比例之土地增值稅，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免納所得稅，看似公平合理。但相關制度運作機制，則可看出玄機。

    　土地增值稅因為採用「土地公告現值」之方式計算土地增值稅，以致「土地交易市價」與「土地公告現值」完全脫節。一年內之房地交易，即便賺取數倍之價差，若細心從事稅務規劃，房屋土地之交易價差則可合法完全避免繳交所得稅。

    　例如：一百萬元買入房屋及土地，房屋作價二十萬，土地作價八十萬元，七個月後以三百萬元轉賣他人，房屋賣價十九萬，其餘二百八十一萬作為土地賣價。房屋買賣價差為負，財產交易並無所得。而土地交易價差雖有二百零一萬元，但因各縣市地價評議委會評定轄區內各宗土地價格後，當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並未調整，因此土地交易價差所得二百零一萬元亦不必繳交任何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

    　問題何在？因我國與房地產相關之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房屋交易所得稅、契稅以及印花稅等，全部都按政府公告之公告地價、公告現值以及房屋評定現值課稅。而政府等相關公務機構就土地徵收、土地價購及相關補償亦係參考政府公告之公告地價、公告現值以及房屋評定現值。依此等調整機制完全在地方政府機關！

    　《中國時報》在四月四日探討高中的「公民與社會」升學考試題目出得太難，恐有影響高中教學之虞，我頗有同感。

    　公民與社會共有四冊，分別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及法律，由於前三項非我所長，故我沒資格討論。就最後一項而言，我自己是台大經濟系、經研所畢業，並在美國拿到經濟博士，教書近二十年，而且我女兒正好念高三，如果以專家身分仍不夠資格討論，但至少可以以家長身分參與討論。

    　由於目前我國教科書是一綱多本，故教育部是先制訂基本架構（稱之為課程綱要），即規定每一章與節的名稱，及基本要包括內容，再開放給各出版社邀學者自行撰寫。

    　我翻閱了公民與社會的第四冊有關的經濟部分，約包含個經、總經、財政、貨幣銀行、國貿、國際金融、股市…。大致上每一到二章會委請各大學教授撰寫，而字數約在八千字左右，則我們可想而知，如何在極短的篇幅，清楚而又完整地介紹一個觀念，並不容易。

    　我相信撰寫各章的教授一定是態度嚴謹、認真負責，但我看完了某版本之後，我只覺得內容太深了。教授們想必是求好心切，希望能在極短時間將大學前三年知識全部教給學生，最好這世界上真有灌頂大法，可一瞬間將知識傳授，但遺憾的是並沒有。我感覺撰寫者有太多對高三同學羅曼蒂克的幻想，撰寫者可能會認為在書本撰寫不清之處，或一語帶過之處，教授會以為學生回家仍會好好查出正確答案，但高三同學回家大多在準備國英數（由於學校有加重計分），較少有時間準備公民，但其中不懂部分，學生回家最多翻閱參考書或老師發的補充教材，但天啊，那些更難。

    　學齡子女的家長們看到大幅校園霸凌新聞，一定憂心忡忡。校園霸凌不是新生事物，馬英九總統也說他唸國中時就曾目睹霸凌事件。有社會就有霸凌，校園霸凌是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的「偏差」行為。「偏差」加上引號，是因為其中不少行為心態，普遍存在於社會化較完全的成年人身上。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發現，國中發生校園霸凌比例高於高中職。國中是社會化重要階段，青少年開始脫離家長或老師主導，嘗試組織自己的社會關係，並建立社會遊戲規則。當多數「好學生」服膺於學校、老師主導的社會規範中，那些拒絕或被排斥於「正常」社會的「壞學生」，會想像或嘗試建構自己的社會組織與規範。若他們看到「正常」社會關係是威權宰制，也會把它應用在自己的社會藍圖中，而他是權威的中心。

    　反抗社會權威的心態與行為幾乎發生在所有青春少年身上。隨著身心發育，他們開始覺得可以主導自己，也想掌控外在世界，他們學習運用權力、支配別人。開始離開父母恩庇的青少年們，要面對校園社會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若無太多知識、金錢與社會地位（老師、同學的肯定），生物性力量是發育中的青少年很好的權力來源。

    　多數青春少年都有過以語言、肢體對別人施暴的經驗，但這不一定稱得上霸凌。挪威學者Olweus定義霸凌是「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行為之中」。重複發生，代表這在校園這個社會已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期待這個結構性問題完全消失並不實際。兒福聯盟調查指出，校園最常見的霸凌是「關係霸凌」，這指同儕團體刻意排擠某一個人，讓他們失去社會連結而孤立於社群。問題是，每個社群都有排擠某些成員的現象。成人社會比較「有禮貌」（或虛偽），知道如何掩飾這種歧視；還在學習社會規範的青少年，也許會不知掩飾地排擠同儕而造成霸凌；受排擠一方可能無法接受不平等社會關係而深深受傷。要讓青少年接受社會關係不平等這個殘酷的事實，本身就是一個痛苦的社會化過程。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149418/IssueID/20110129#

    　馬總統在元旦賀詞中提出了四項期許，其中最具體的一則，當然就是「推動十二年國教」。從新聞資料來看，未來的十二年國教政策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先從高職起辦、一○三年起高中職免費、百分之七十升學免試。這三個方向都值得拿出來討論。

    　十二年國教牽涉甚廣，當然要循序漸進，因此一定有些區塊先辦，有些區塊緩辦。在台灣，學生家長對高中有較強的偏好，高職問題較簡單，故十二年國教自高職辦起是很自然的出發點。其次，一○三年起高中職免費，當然也是十二年國教的必要措施。放在憲法的層次下看，國民教育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如果國民教育是人民權利，當然不能對受教者收費。如果受教育是義務，則更不能逼著人民付費。但無論如何，免費只是國民教育的必要條件之一，並不是國民教育最關鍵、最核心的觀念。

    　十二年國教最核心的關鍵，其實與「免試」有關，但是又不僅止於此。令人遺憾的是，不論是馬總統的文告抑或教育部的說明，對於免試入學的安排，都說得不清不楚。假若推國教卻對「免試」一事說不清楚，我們就不得不對教育部國民教育的核心理念感到狐疑。如果理念有所偏差，則是否從高職起辦、哪一年開始免費，相對而言就是枝節，花時間討論這些就了無必要。

    　為什麼一個國家要延長國民教育呢？為什麼隨著經濟發展，許多國家的國教才逐步由六年、至九年、再至十二年呢？依教育學理，國民教育所教授的是通識、公民，希望每一個孩子經此薰陶，都能對社會運作的內涵與邏輯有基本的了解。這樣的基本理解一則有助於社會成員之間的運作和諧，另外也是個人發展進階專業、進而自我實現的基礎。正因為國民教育是公民通識教育、是自我發展基石，故在本質上我們就不希望在此階段對學童做太多的篩選梳分，而是要讓孩子們能多方發展興趣，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性向，奠定未來的專業基礎。

    　報載，鄉鎮市區學校附近必有的小型獨立書局，如今多轉業文具店，兼賣參考書、雜誌。是否書局老闆有麻煩？不，是我們所有人麻煩大了。

    　台灣都市房價病態高漲，近因是圈地炒作，遠因是鄉鎮產業萎縮，缺乏工作機會。青壯人口流入都市，尋求就業及教育，為競爭一席之眠，而遭昂貴房價、租金圍噬。所以，治標靠打房；治本是鄉鎮發展。只要鄉鎮產業發達，職位增加，都市房價指日必跌。而培育內需產業，無論製造業、服務業，都要靠軟實力來升級求存。亦即，推動這個救命循環，動力燃料是知識技術。

    　都市薪資雖比鄉鎮稍高，但在高房租、高物價威逼下，其實生活比鄉鎮更拮据。為何都市居民情願捱窮，也不肯回鄉？外國學者研究的答案是，都市有「知識外溢」優勢：各類專業人才匯聚於都市，資訊、技術、經驗薈萃，你可能一天之內遇到教授、樂師、珠寶採購，分享各領域真知灼見，獲得跨領域整合創新的產業利益。知識一直是催動城市發展的引擎，滿到你接都接不完。但佔便宜的前提是你得在場，鄉下難有機遇，唯有一計：除非你人在書店裡。

    　書店正是知識外溢的民主理想：一人潛心研究數十年的菁華，一國累積改進數百年的技術，國之重寶，不傳之秘，一夕成書，就解密開放公共化；不問貧富貴賤賢愚城鄉，不用西天取經、入宮盜取四十二章經，任何人花少少錢就能得到，甚至不費分文。再窮的孩子，總准他店裡讀完整本放回去。但凡有志，書店總會培養他成材，成為詹宏志、南方朔。網路書店則不可能如此。當年沒錢買書的孩子們，在書店裡站出了富貴前程，貧富不再世襲；然而今日，出身寒門的新富當家，卻讓小鎮貧童再無緣做詹宏志，除卻課本，不知有書，無論智識。鄉鎮書店一死，脫貧的指望也陪葬了。

    　理論上從網路可買到數萬種冷門書，但得先知道這本書才買得到，否則都隱藏於難以觸及的書海中。你如何知道有這本書？答案是得在書店逛到。而這項看似尋常的人權，在鄉鎮已被自由市場嚴格禁止了──上千萬讀者已被剝奪逛書店翻書的權利，只准看弱智節目，飽受網路破碎資訊轟炸。這可視為培養新物種的實驗，被剝奪了讀書技能後，這些書盲外貌無異於普通人，但就是不會想，麻木無視行動後果，要教他技術太難，他沒辦法學習──不知道學習是怎麼回事。要教他思考就更難。他們無法創造賣得掉的產品，又構成一個不毛的市場，令本土品牌一一碰壁早夭。過去台灣重視教育，僅是重視學歷作為就業資格、社會地位證明；今後知識存量將是生死關鍵，地方書店作為知識銀行，搶救刻不容緩。

    　城市為求生存，努力變聰明的同時，鄉鎮居然營養不良變笨了；絕無城市吸乾鄉鎮而能獨活之理，雙方只有同死。今日獨立書店無力生存都不算窮，毫無想像創新的知識資本才是徹底絕望。知識作為公共資源，如同水電瓦斯，是生活與生產的隱形資本。知識枯竭，必續以產業枯竭，社區退休老化。老成凋謝，鄉鎮就邁向死亡，頂多因地緣被擴張的城市收編為死寂苦悶的都市勞動者宿舍通勤區，而都市炒房必更惡化。

    　很多人知道ＮＢＡ史上單場最高得分的記錄，是勇士隊的中鋒張伯倫在將近五十年前創下。不過很少人注意到這場比賽並不是在勇士隊當年的費城主場舉辦，而是在一百英哩外的一個小鎮──賀喜，也就是賀喜巧克力總公司的所在地。因為是一個小鎮的小球場，當年目睹張伯倫一百分神蹟的觀眾只有四千多人，不到他誇口有過親密關係的女人數目的一半。

    　不過我要說的不是張伯倫，或是勇士隊的故事，而是賀喜這個小鎮。在這裡，有美國東北區最受歡迎的遊樂園，也有佔地五萬六千坪，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廠，還有，一間很有錢，很有錢，的貧民學校。

    　故事是這樣的：創辦巧克力公司的賀喜先生很喜歡小孩，可是他跟他的太太凱薩琳結婚很久，還是沒有辦法生自己的孩子。在他五十二歲的時候，他們夫妻倆決定，既然沒有辦法生小孩，那麼就來開一間給孤兒上學的學校。賀喜先生說，這一切都是我太太的主意，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一百個孤兒，那一切就值得了。

    　於是賀喜職業學校在一百年前開幕，一開始這間學校只專門給提供孤兒跟貧戶高職的技術教育，後來，變成有幼稚園到高中完整課程的學校，也改名成為米爾頓．賀喜學校。賀喜一直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資本家，他自己因為家庭的因素，只有受過四年的教育，在他白手起家賺錢之後，卻從不忘記回饋社會。之前提到的巧克力樂園，一開始也只是他貼心蓋給自己員工的遊樂場。相信因果論的人，應該都會覺得他買了鐵達尼號的首航（末航）船票，卻因為太太生病取消行程，是因為好心有好報。

    　一九一八年，賀喜的太太過世三年之後，他把他當年大部分的財產信託，捐給學校（他之後還活了將近三十年）。當年六千萬美金就已經是一筆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而賀喜巧克力在九十年來持續成長，目前，賀喜基金會仍然是賀喜巧克力集團的最大股東，也有董事會投票的絕對多數，學校基金會的資產，已經將近八十億美金。一般私校都是以捐款的規模作為學校規模的依據，而八十億美金，比牛津大學多了五成。現在賀喜學校一年招收一千八百名學生，仍在持續擴張當中。

    　走進賀喜，空氣中常常可以聞到淡淡的巧克力香氣。賀喜的銅像矗立在巧克力公園的入口，園內的木馬不停地旋轉，九十多年來帶給數不盡的孩童歡笑。而賀喜學校，在前往巧克力公園必經的公路旁，安靜而富裕地存在。賀喜這個小鎮，說自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我想，資本主義裡有這樣的故事，甜蜜這兩個字，是實至名歸的。而所謂企業主的社會責任，不過如此而已。

    　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外籍勞工，常被視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ＴＩＷＡ）理事長顧玉玲指出，政府的五項當務之急是「自由轉換雇主、家務工適用勞基法、取消居留年限、廢除私人仲介制度、逃跑外勞除罪化」。已投入台灣勞工運動二十多年的顧玉玲並強調，外勞的勞動條件提升，本地勞工的權益也會跟著提升，未來應合作共同改善勞工處境。

    　以下是顧玉玲訪談記要：

    　問：高捷事件後，台灣社會開始重視外勞基本人權，妳認為政府當務之急為何？

    　答：馬總統已簽署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外勞也適用於公約保障。ＴＩＷＡ認為，《就業服務法》中外勞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長期綁死了勞雇雙方。問題是老外可以從台大轉到芝麻街教英文，為什麼外勞就不可以？近年勞委會雖已出現微調，但仍須勞雇雙方都同意才能轉換雇主，遭到雇主欺壓、虐待的外勞最後只好選擇逃跑。因此我們主張修法讓外勞可以自由轉換雇主，再以此為前提進行必要的控管。

    　第二項當務之急是家務工適用勞基法，或另定《家事服務法》。根據統計，家務工已占三十七萬外勞的一半（約十七萬人），代表家庭已是另一個職場，但全年無休的家務工竟然將近十萬人，所以「法律必須進入家門」。未來家務工若適用勞基法，雇主可能就得發加班費，這會增加中下階層負擔，但可以透過內政部釋放社會福利資源來解決。

    　台灣出生率全球最低，人口老化速度卻又快又猛！這將為台灣女人帶來甚麼樣的命運？

    　根據內政部統計，目前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二四四萬，占總人口一○．六％，平均每七個青壯年扶養一位老年人，又經建會推估，至一一五年老年人口將提升至廿％，成為超高齡社會，屆時將變成每三．三個青壯年扶養一位老人，很快地，到一四○年將快速提升為卅七％，超前北歐福利國高齡人口率的廿％，甚至是鄰國的日本，變成嚴重老化的國家。

    　人口結構孩子越來越少，老人卻越來越多，這意味著台灣未來的社會生產、消費動能將快速萎縮，社會力也將跟著削減，而失能人口的長照、醫療的需求負擔卻又變得無比巨大，唯一有生產力的青壯年能否揹得起這沉重未來?

    　我們可預測，政府若不大刀闊斧建立起平價、公共化的照護系統，在仍充滿性別不平等的台灣，這沉重的未來將更直接壓在婦女身上，而且迫使女人進入照護的惡性循環中。

    　根據統計，台灣家庭老老少少的照護、家事勞動等責任，八成是落在所謂的『母親』、『太太』、『媳婦』、『女兒』等角色的身上。家庭照顧者協會指出，目前台灣五成以上的家庭照顧者是超過五十歲的女性，平均照顧時間長達十年，其中，四六％缺乏親友協助，它很容易形成女性照顧者的『代間循環』，在年長女性照顧者倒下之後，年輕女性即接手照顧。台灣女人如此多胼的傳統宿命，是否將隨著台灣的老化變得更悲慘？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的女性地位不是亞洲數一數二的嗎？台灣有五成的女性是職業婦女啊，但請看看事實，女性的薪資卻只有男性的八成，而且已婚女性有三成因為家庭須離開職場，能夠成功重回職場的，只有四成。為何在職場上女性承受比男性低兩成的薪水，這就是婦女團體不斷說的『家庭風險折價（discount）』，因為女性可能要照顧家中的老幼病殘，而無法專心工作、請假，甚至離職，有些企業甚至就把這樣的用人成本算在女性身上，不願意付與男性同樣的薪資，畢竟男性可以為公司打拼，比較沒有所謂的『家庭風險』。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0,5243,50106696x112010092500424,00.html

  　【編按】為了完整表達台灣教育發展願景，本專題以三個最核心的問題請教黃武雄教授，請其以問答方式闡述二○三○時「理想的台灣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台灣社會是否準備好了」，提供讀者深思台灣教育環境的困境與出路。

    　問：廿年後，您理想中的台灣學校是什麼樣子？

    　答：二○三○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上。

    　換句話說，那時台灣學校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畫、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廿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為了防止少子女化、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持續深化，內政部規畫「第三胎」補助，每月三仟元，以刺激國人生育第三個小孩。消息一出卻普遍被看衰，咸認會是「空包彈」。姑且不說財源哪裡來，就以金錢補貼生育言，是否對症了呢？讓我們從生育行為談起。

    　生兒育女可用個體經濟理論來解說，這是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S.Becker）教授所揭示的。假設個人在偏好固定下，追求效用極大，而效用的獲得係由消費「財貨」而來。所謂的財貨，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為兩類，一為小孩（當成一種特殊的耐久性消費財），一為其他的商品。此處，將小孩物品化，理由是小孩提供給父母或家庭成員的滿足（或效用），與其他的物品無異。

    　這裡並不真的把小孩與電冰箱等耐久性消費財同等對待，而是藉由小孩和財貨給人的感受相同作為比擬而已。何況這種分析係屬「事前」的概念，亦即行為者在實現其行為前，先由客觀環境的判斷作為選擇行為的基礎。要不要生小孩及生多少個小孩，是在事前就已作適當的決定了，而不是在小孩生下之後才決定如何處置。

    　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如果小孩的價格逐漸高於其他物品，則對小孩需求就會減少，這就是所謂「替代效果」。那麼，小孩的價格（或成本)指的是什麼呢？一為有形成本，即食衣住行等養育成本，及提升品質的教育費用等；另一為無形成本或隱含成本，此即由於生、養小孩而不能工作所損失的當期工作報酬。

    　小孩為一種「正常財」，亦即當所得提升時，對小孩的需求愈多，所以，所得愈高，小孩會生得愈多，此即「所得效果」。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除了對小孩的數量有所需求外，小孩的品質更是被強烈的需求。我們也知道，所得提升、教育程度愈高，對小孩的品質要求也增高，小孩的成本也愈形上漲。替代效果大過所得效果，因此，對小孩的需求很自然的不得不減少。這應該就是我們社會的寫照。

    　必須再強調的是，上文的分析法只是將小孩比擬為耐久性消費財，小孩本身直接對消費者（父母及家庭成員）產生效用，這是適用於進步國家或社會的說法。在落後的國家裡，卻往往將小孩當成投資財或生產財，對於小孩的需求，主要是作為未來財務安全的來源，亦即中國人「養兒防老」觀念，但這似乎已不是現時台灣的情況。

    　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雙英辯論主軸在於「民進黨採取鎖國政策」相對「國民黨採取冒進政策」。此外，雙英在ＥＣＦＡ開放的衝擊、決策過程與談判策略都有激辯。然美中不足地方在雙方對服務業開放與國際投資的影響著墨有限。這場辯論奠定了朝野領袖公共政策理性辯論先河，同時也建立社會溝通與參與的積極意義。

    　馬總統開宗明義便定位民進黨為鎖國政策，國民黨是開放政策，民進黨讓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上被邊緣化，提不出替代方案，國民黨要扭轉劣勢讓台灣重回國際經濟舞台。馬總統強調東協加一將對台灣出口造成衝擊，所以亟需簽訂ＥＣＦＡ。但是當蔡主席回應東協加一對台影響不大時，馬總統才強調政府必須針對二○一二年可能達成的東協加三未雨綢繆，顯得論理上不如蔡主席。

    　蔡主席強調ＥＣＦＡ是錯誤事實判斷的冒進政策，認為東協加一對台影響相當有限，ＥＣＦＡ對台衝擊相當嚴重。此外，蔡主席強調包括日本與南韓在內都擔心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戰略秩序。因此，蔡主席認為台灣不應急於簽訂具有全面貿易自由化約束的架構協議，而是應透過多邊ＷＴＯ架構、雙邊貿易協商，爭取台灣的經濟自主性與貿易自由化利益。不過，蔡主席也沒有回應台灣被孤立在東亞經濟整合的質疑。

    　第二部分集中在ＥＣＦＡ對台灣經濟衝擊的評估，顯然政府的準備仍有不足。蔡主席主攻ＥＣＦＡ將帶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產業結構調整與財富重分配。馬總統強調ＥＣＦＡ開放時程可以自主，蔡主席則認為ＥＣＦＡ是鎖定十年須全面自由化，對台產業衝擊大。

    　第三部分集中在決策過程與社會監督，蔡主席強攻、馬總統處於守勢。蔡主席攻擊馬總統先有政策，再找政策評估與少數弱勢企業背書，馬總統則回應必須要有政策的前瞻性。其次，蔡主席攻擊政府迴避社會監督與缺乏公共參與，馬政府少數人卻決定台灣的未來；馬總統則回應政府接受國會嚴格監督，但民進黨不願在國會監督政府。第三，蔡主席批評馬總統政策受到財團利益影響，甚至決策體系存在商業利益糾葛；馬總統則回應政府接受檢驗，而且ＥＣＦＡ是照顧全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