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是「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數」
佩吉再次埋首於桃樂絲‧賽兒絲（Dorothy Sayers）的著作，她已經快要看完這本書了；她的老公史匹曼坐在對面，全副心思都被劍橋等著他的任務所佔據。為自己買房子是一回事，但是為其他人做出如此重大的採購決定，又是另外一回事。基金會第一次和史匹曼聯絡的時候，他拒絕了這項任務，希望基金會能夠找到對這類事務更有經驗的人代替他去；但是後來基金會又再次找上門，原來是他推薦的人選沃克教授，起初同意接受，後來卻生病了。基金會對史匹曼的二度懇求成功了。
一則也是因為，史匹曼夫婦同時受到邀請，而佩吉對這趟旅程感到興致勃勃，直問道：「為什麼不接受呢？我們從來沒有一起去過劍橋，可以去看看國王禮拜堂、嘆息橋，應該會很好玩。而你也可以見到你的老朋友，賈德‧麥當勞。我們還可以去看倫敦的邊沁展覽，你知道你一直說想要去的。反正，我們可以趁此機會，好好地度個假。」
如果沒有佩吉的隨行，亨利對於是否能夠談成這筆交易，會更沒有把握。佩吉對房地產獨具慧眼，能夠看出一棟房屋的真實樣貌，也能夠看出這棟房屋的可能性，而且她很會看人；至少亨利不得不承認，佩吉的直覺要比他來得靈敏。
佩吉這方面的才能，在選購二手商品時格外管用。賣方對於要拍賣的物品，從裡到外再熟悉不過，但是，準備購買的買主卻並非如此。身為經濟學家，亨利‧史匹曼相當清楚，這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之一。買方所擁有的資訊通常比賣方來得少，結果是品質較佳的商品，往往沒有機會進入市場。因為保養良好的商品（例如狀況良好的二手車或割草機），物主更有動機在朋友當中搜尋買主，而不是把物品放到市場上去叫賣，讓其他不知道內情的人，把東西評定為和其他同類的低品質商品具有同樣價值。佩吉的存在，可以抵消亨利與屋主相較之下，所呈現的資訊不對稱。
火車不斷往前行駛，亨利仔細端詳佩吉看書的模樣，想著自己能夠娶到她是多麼幸運；在亨利眼中，佩吉看起來幾乎和十五年前他們結婚時一模一樣：同樣的栗色頭髮、同樣的白晰膚色，還有那雙溫柔的棕色眼睛，多少年前吸引了他——如今還是同樣吸引他。只有眼角的細紋，還有堅定的下巴，透露出她的成熟。佩吉比他高——在他們約會的日子裡，她父親從來沒有忘記指出這一點；但就算這一點對她真有影響，她也從未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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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趁著重新出版這套「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而把《邊際謀殺》《奪命曲線》又重讀過一次，再次確認了它們的形式風格與內涵。
雖然網路上對這三本書已有許多討論和評論, 但還是值得藉此機會來談一談。
這三本推理小說，寫作風格主要是古典推理，有點類似遠流的謀殺專門店系列的風格。（就兩位作者的說法，是「傳統的英國式知性偵探小說」，這在《邊際謀殺》一書的〈後記〉裡有提到。）
綜合起來看，像是兼具有「推理小說」和「學院小說」的特色：哈佛大學的經濟系教授亨利‧史匹曼（Henry Spearman），在書中遇到兇殺案，而他以古典推理不急不徐的方式，有時評論生活中的經濟學，又巧妙地解開謎底。解謎的線索，很貼切地運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需求法則、機會成本、利潤極大化、邊際的（Marginal）概念等等。可以說，這三本小說的精華，就是示範經濟學如何能跟現實世界融合，如何解釋人類的行為，或者如何教授經濟學這門有點憂鬱的學問。
1978年的第一本《邊際謀殺》，是以加勒比海的度假勝地為舞台，而該書的發想正是兩位作者前往該地區度假時得到的靈感。在度假勝地，會有不同的價格現象、也有不同的階級現象。
1985年的《致命的均衡》，主要發生在哈佛大學，作者使用他們最熟悉的環境和文化，也談到學術圈的重研究升等的「弊病」，這點跟台灣的情況也有點類似。
1995年的《奪命曲線》，大概是三本書中最具古典味道的，因為主角夫婦到英國劍橋大學度假，並執行一項任務——協助購買劍橋偉大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舊居。環繞著古色古香的劍橋風情，「度假」和「學術」兩個因素又加疊在一起，而且設法端出不同於前兩本的經濟學觀念。這本書特別帶出一些劍橋大學的典故, 還有經濟學史上的一些故事與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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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致命的均衡》
均衡若不傾斜，豈會致命？ 劉瑞華
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推銷員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裡，垂老的推銷員面對著充滿疏離感的一生，絕望地走向生命的盡頭，表現了對資本主義市場文明的控訴。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可能會對一個推銷員的死亡顯得無動於衷，不過如果死的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且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會引起什麼樣的省思呢？
今日學術圈裡的競爭與壓力到了讓人「拼命」的地步，已經成為不少小說或劇本的題材。口服避孕藥發明人翟若適（Carl Djerassi）寫過幾本這方面題材的小說，在台灣有中譯本，喜歡閱讀的人應該不陌生。《致命的均衡》裡學術界的鬥爭竟然成了謀殺的背景，而死者們都是哈佛大學的學者，其中包括一位經濟學系的年輕同事。本書的作者Marshall Jevons是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的筆名，他們至今合寫了三本懸疑小說，主人翁都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亨利‧史匹曼（Henry Spearman）。經濟學家寫的懸疑小說當然會在情節裡安排一些經濟學的知識，而且史匹曼教授照舊會運用經濟學的推理破案，然而這本小說最特別之處是隱含了對學術界的控訴。
尋找兇手的懸疑小說裡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殺人的動機，被害人經常有各種讓人想殺他的理由，愛情、仇恨、名譽，甚至學術偏見都是可能的動機，這本小說安排得面面俱到。像錢財這種庸俗的動機老練的懸疑小說家通常是不屑一顧的，經濟學家會不會特別著墨一番呢？這讓讀者自己去發掘。不過，史匹曼教授破案所根據的經濟學推理可不是簡單拼湊的理論，而是蠻深奧的見解，這是Marshall Jevons所寫小說的精華，也是為何他們的幾本小說會被一些經濟學課程列為參考讀物的原因。就算你看完最後一頁知道兇手是誰了，可能還會翻回前文，看看史匹曼教授在書裡面說了些什麼。
看完本書，闔上書本，讓人深思的是為何學術圈會發生這樣的罪惡。研究計畫、出版論文、升等審查，這些外人難以理解的要求把知識工作變成了業績數字，「出版或毀滅」（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讓學者不得不跟著學術殿堂裡的階梯往上爬，「升等委員會」可以把一個助教授的小命捏在手裡，有人自殺或者謀殺似乎並不奇怪。願意花時間來寫小說的學者即使願意妥協，而且能夠在美國的知名大學裡任教，卻並不認同學術界裡扭曲人性價值的現象，本書的書名顯然是對學術圈制度的指控。聰明的史匹曼教授可以找出兇手，卻無法打破「致命的均衡」。
「均衡」是經濟學從物理學借來的詞彙，指的是各種影響的力量互相抵銷所呈現的狀態。即使一種制度發展成足以「致命」的罪惡，只要各方的作用力相當，還是會存在，甚至可以持久穩定，而且還會成為模範。台灣的學術界不斷在模仿美國的制度，是好是壞，當然見仁見智。當模仿成功之後，必然有人出版，也有人毀滅，也許還有人會因出版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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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命曲線：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
A Deadly Indifference: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作者：馬歇爾‧傑逢斯（Marshall Jevons）
譯者：葛窈君
2016年6月9日出版
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致命的均衡》《邊際謀殺》《奪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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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謀殺：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
Murder at the Margin: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作者：馬歇爾‧傑逢斯（Marshall Jevons）
譯者：江麗美
2016年6月9日出版
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致命的均衡》《邊際謀殺》《奪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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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均衡：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
The Fatal Equilibrium: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作者：馬歇爾‧傑逢斯（Marshall Jevons）
譯者：葛窈君
2016年6月9日出版
哈佛經濟學家推理系列——《致命的均衡》《邊際謀殺》《奪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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