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新加坡政府提供優惠措施提振金融市場的政策引導下，今年9月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的調查，新加坡擠下日本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3的外匯交易中心，並帶動新加坡財富管理產業的蓬勃發展。和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4小龍之積極改造產業結構相較，此時更是台灣服務業該大破大立的時刻。

    　從2008至2012年，服務業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高達68.7％，對我經濟成長扮演著關鍵角色；但是，在那相同期間，服務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卻僅達54.2％，遠不及其在GDP所占有的分量。

    　再看服務業影響的範圍。從1991至2011年，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近230萬人（製造業僅增35萬人），其占台灣就業總人數從47％增至59％；但是，在薪資方面，2000─2007年服務業年實質平均薪資的平均成長率是負成長而為（-）0.28％，至2008─2011年平均成長率進一步降至(-)0.44％，均遠不及1992─1999年的平均成長率2.44％。

    　為何服務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不如其在GDP所占的比重？為何服務業實質薪資往後退？部分原因在於勞動生產力的成長下降、服務業以內市場為主及現代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偏低。依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統計，1980─2000年台灣服務業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率平均達4.33％，高於工業部門的3.70％；到了2000─2010年服務業勞動生產力成長率平均降至1.17％，反而遠低於工業的5.16％。

    　人類同舟一命，面對全球變遷的警訊，除了「全球關懷」外，更重要的是「在地行動」。這個新發佈的氣候評估對台灣將引發什麼問題呢：

    　（一）海面上升。這次評估報告估計的海平面平均上升量比上次報告高出約30公分，進一步確定全球暖化已導致地球南北兩極的冰原融化，台灣西南沿海地區因超抽地下水，已導致地層下陷，現在加上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可謂雪上加霜，面臨的衝擊將更嚴峻。台灣海峽對岸的珠江三角洲是另一個受到嚴重衝擊的區域，受災人口估計達1,300萬以上，受威脅的資產約3兆美元；因此，所謂海水面上升的威脅，在逼迫原本稠密居住的沿海居民離開家園，形成大規模搬遷潮，此種撤離往往又是在大災難（洪水）後發生，形成難民潮。

    　（二）溫度上升。過去數十年間台灣陸上溫度上升幅度雖不大，但已使原來流行於嘉義以南的登革熱有往北蔓延之勢，幾年來台北已數度發現登革熱病例，顯然「春江水暖『蚊』先知」，病媒蚊已經先馳得點，往北攻城掠地了！同理可證，氣候暖化可導致瘟疫蔓延、花訊混亂、蜂蝶隱匿、物種移居！另一個影響是水資源的問題，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學者發現，隨著溫度上升，台灣的降雨強度也趨向兩極，變得乾季雨量越少，而雨季甘霖常以「強降雨」方式傾洩，引發水災。雨量過與不足，難怪近年旱澇頻仍，交互出現。溫度上升帶來的困擾，並不是我們打開冷氣或手搖羽扇就可輕易度過的。

    　（三）二氧化碳排放問題。這次評估報告勢將引起新一波全球抑制二氧化碳排放行動，對於排碳大國以及「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國家進行道德規勸乃至經濟制裁。制裁方法很多，例如計算碳足跡做為關稅基礎，或課徵碳稅。我國產業發達，經濟支撐以外銷為主，國民平均碳排放量名列世界十強，極易成為國際討伐、「替天行道」的祭旗對象。幾年來我們政府已經推動許多節能措施，改善能源效率，但成效有限。如何進一步把排放的二氧化碳「拘捕」下來、「扣押」到地層之中，來個「釜底抽薪」，也成為我國要好好評估、規畫與進行的一項減碳大計了。（作者為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3092900290.html

    　另一則是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敦促美國聯準會Fed應加大有關於量化寬鬆政策的透明度，ＩＭＦ在評估報告中指出，Fed政策缺乏透明度可能導致借款成本飆升，嚴重阻礙美國景氣復甦，並可能殃及全球經濟。

    　馬英九和ＩＭＦ的談話都和經濟學家凱因斯的「預期心理」有關。馬英九接受彭博專訪，當對方提出有關匯率政策時，身為總統的他，應有基本認知，匯率政策是央行獨立運作，總統不適合出現任何評論，不必要雜七雜八的講一些「繞口令」，歐巴馬有評論過柏南克嗎？

    　為對抗國際熱錢禿鷹的襲擊，各國央行匯率操作充滿謀略性，馬英九總統卻在全球最大財經通訊社面前，大談匯率，這在全球恐怕絕無僅有。

    　談匯率，馬英九不懂凱因斯的「預期心理」，電價上漲不也是如此嗎？早早告訴全國民眾，電價十月還要再漲四○％，消費者物價指數怎麼可能降得下來？甚至提早引發民生物資的漲價反應。

    　相對於馬英九，Fed主席柏南克在量化寬鬆政策上的「反覆」，ＩＭＦ估計，由於Fed過早釋出量化寬鬆退場的訊息，將激起投資者的擔憂，導致十年期美國國債至少上漲一二五個基點。

    　ＩＭＦ的擔憂是對的，但柏南克錯了嗎？柏南克顯然比馬英九高竿多了。在投資市場有句玩笑話：「你一定猜不到Fed在想什麼，如果你猜到，那你一定猜錯。」

    　根據江宜樺在課堂所教授的西洋思想，政府是必要之惡，因為政府對人權必然是威脅，卻又不能沒有政府維繫秩序。自由主義者至今爭論不休的，就是政府對社會應干預多少。因此，就算各地社會民主政黨要求政府介入財富重分配，但自由與政府幾乎仍是對立的概念。

    　然而在中國文化裡，政府向來象徵善與道德，不是惡。包括學生此次播放江宜樺在畢業典禮的勉勵，看出師生都是從政府理當行善出發。所謂善政，過去是「無為」而治，表現在減免稅負繇役，絕非必要之惡；帝國主義東來後轉成「大有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乃是必要之善。所以中國文化裡，自由不是指從原理上限制政府為惡，而是指涉自己不要被管。

    　這樣的自由在過去是天高皇帝遠，在當代則表現成對行政管轄豁免的渴望。後者在兩岸三地有共通性，就是大眾往往在遭受政府管制時，選擇透過拉攏有力人士的介入，改變政府對自己的特定措施，而不是以推翻政策為手段，即以行政參與為主，立法參與頗少。這就像學生寄望江宜樺個人介入未果，對他產生極大失望。

    　最近韓國首爾論壇鄭求炫會長來台灣訪問，他心中有一個巨大的疑惑，為何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台灣的二．六倍。我與他花了一個多鐘頭探討這個弔詭現象背後的主導因素。

    　二十年前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與台灣大致相當，經過了二十年，韓國的平均起薪遠遠超過台灣，因為他們的薪資成長基本上跟得上經濟成長速度，而台灣的大學生起薪二十年如一日。

    　在這段期間，韓國的物價指數增長速度的確比台灣快，所以韓國國民所得的實質購買力不如台灣。以二○一二年為例，在台灣一百美元的購買力相當於韓國的一三六美元。台灣的薪資如果僅僅比韓國低三十％，在實質購買力上幾乎沒有差異。但也可就此推論，購買力的差異完全不足以解釋為何台灣與韓國大學生的起薪差距演變成如此巨大的鴻溝！

    　另外兩個可能的原因也被我們兩人排除在外。第一，兩地薪資差距並不是因為韓國大學生的素質比台灣大學生高，從各種比較勞動力素質的國際指標上來看，台灣並不比韓國遜色。其次，這也不是因為台灣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調問題更為嚴重；韓國的大學就學率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絕對不比台灣輕。

    　有一個流行的解釋是韓國與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同。低薪資現象與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力有關，台灣出口企業選擇以代工生產方式搶食餅屑般的微利，自然只能不斷追求生產效率的提升和壓低成本，這與南韓企業重視研發、建立品牌、擴大差異化和提高技術含量的策略不同，所以他們可以吸收勞動成本的上升。

    　這的確是很關鍵的原因，不過我們都認為還要搭配「勞資博弈機制」的因素才足以解釋兩地薪資水準的巨大落差。理由如下：第一、在韓國也只有少數明星企業集團享有這種差異化競爭的市場優勢，韓國仍有大量不具強勢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企業，他們占據勞動市場最大的板塊，但也同樣要付出比台灣雇主兩倍以上的薪水。反觀台灣也有不少中小型企業擁有獨步全球的絕活，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關鍵位置，成為所謂「隱形冠軍」；但這些隱形冠軍並不需要付出韓國水準的薪資。第二，如果現代汽車、三星電子、浦項鋼鐵也有機會比照台灣的隱形冠軍一樣持續壓低薪資，他們也寧可凍結員工薪資，讓公司的股價更高、股東獲利更大、管理層分紅更多。關鍵在於韓國的龍頭企業沒有這個選項。

    　抒情散文以經驗及情感的本真性作為價值支撐，文類的界限就是為了守護它。讀抒情散文不就是為了看到那一絲純真之心、真摰的情感、真誠的抒情自我，它和世界的磨擦或和解。這興許是中國抒情詩遺留下來的基本教養吧，那古老的文心。黃金之心。

    　一九七八年出生的吳柳蓓是近年相當被看好的年輕女作家，這些年來得了不少文學獎（詳見其著作封面內褶頁），二○一○更被列為甘耀明為寶瓶籌劃的「六人行」的六大新星之一，備受期待。迄今已出版了至少四本書。

    　要不是友人倡議合編一本大學教學用的散文選，我不會特別去注意這些年紀比我小很多的寫作者。不會一本一本的去清查那些文集。

    　臉書營運長桑柏格日前出版了半自傳性質的《柔軟：女性、工作、領導的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暫譯），但書還沒上市，就已經惡評如潮，激烈程度，大概只有二年前的《虎媽的戰歌》出版時差可比擬。

    　奇特的是，桑伯格自稱這本書有「女權主義宣言」意味，但有意見的可不是男性沙豬或是老古板，反而是進步女性群起攻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琳道就批評，桑柏格竟然「妄想」要帶領爭取女權的社會運動，顯然是不了解社運和社會網路行銷策略的不同，她批評桑柏格，只不過是假社運之名來行銷自己。

    　炮火四射，最後連美國女權運動大老級的葛羅莉亞史坦能都跳出來說公道話，「因為成功而不適合提出建議的，這種事只會發生在女人身上」。就如桑柏格書中談到的，女性之所以對追求成功心存疑慮，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社會（東方社會也不遑多讓）對成功的女性有偏見，她們被視為是苛刻、自私自利的，最反諷的是，進步女性某種程度也複製了這樣的偏見。

    　桑柏格被攻擊的一個原因正是，她太菁英了，又「什麼都有」，所以不了解女性在職場面臨的難題，或總是不公平的將失敗歸咎於女人自己的錯；我的看法是，確實不是每個女人（男性亦同）都有登頂的野心，但是打破玻璃屋頂這件事喊了這麼多年，全球一百九十五個國家領袖中、還是只有十七位是女性，《財富》前五百大企業，只有百分之四的領導人是女的，除非你（妳）認為本該如此，否則，桑柏格這樣的企業局內人所提出的變革方法，就絕對值得一聽。

    　第一個層面是觀念。首先必須先確認老樹是環境中的「常數」，而非「變數」。老樹從小苗、成長到庇蔭一方，早已與她所生長的土地緊密契合，往往一棵老樹形成一個小生態系，是眾多生物棲息、覓食、築巢與停留的處所。無奈台灣在以往都市建設的命題中，始終將老樹當成變數，而非常數；於是，拓寬馬路、開闢學校、開發住宅都是讓老樹成排、成群移除的原因；諷刺的是，往往移除了老樹後，又新植入了成排、成群的小樹。我們始終落在「砍老樹，種小樹」的循環裡。

    　若有人以「移植」做為保護老樹的替代方案，那也很不幸；因為就空間地理而言，移植與砍除相當，就是將樹「移走」了，對整體環境與生態系而言，是徹底改變了，對居民長年的生活與記憶而言，也是永遠改變了。對老樹而言，這個「移」，必須得要斷手斷腳（節枝斷根），就算在他鄉活得下來，也活得難看，晚景淒涼；更何況我們一再看見許多大樹移植後，成批死亡的案例。

    　筆者在英國的時候，每次經過倫敦市中心的荷蘭公園大道，都會看見成排的行道樹高聳參天，這些站立在市中心的大樹，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周遭許多建築在轟炸中倒塌，早就不在了，老樹還在。這個城市留下了她們，見證了城市歷史的深度。

    　第二個層面是專業。今天不論是建築師、景觀師、交通工程師，多少都有將大樹視為環境「常數」的基本觀念；然而，許多還欠缺在必須保住老樹的前提下做設計的專業執著，往往一個疏忽，成批老樹就面臨必須移走的窘境。

    　筆者曾擔任地方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十餘年，在審查過的許多開發建設案中，監督保護老樹一直是我的職責；有些案子是因為規畫設計者對老樹的態度少一點堅持，老樹就多了一分威脅。有的是配置轉個方向，退一段距離，或建蔽率調低一點，就可以保住整排的老樹；有的是起初就沒有詳細調查，準確定位出大樹的位置、數量、種類和大小，到施工放樣的時候才發現許多老樹坐落在車道、建築上，要變更設計太麻煩，成本增加又延宕進度。通常工務單位最簡單的解套方式，就是請老樹「走路」，台灣因為這種規畫疏忽而移走的大樹不知有多少。

    　蔣經國時代以降的台灣政治人物，都是以惡質演說出名，面對群眾不是支支吾吾、死氣沉沉的看稿照念，就是扭扭捏捏，說話片斷、不合文法，受訪時又如一隻悶葫蘆，吐出一兩個沒人知道的詞，戛然而止，叫雙方都尷尬。大多時候，他們講的話沒有內容，也沒有意義，彷彿是一種明哲保身的官場之道。那體態多半是縮著、被儒家捆綁的身體，沒有什麼身體語言、手勢，遑論眼神的接觸。

    　歐美不同。在媒體上我們看到他們的政治人物在演講、媒體受訪時講的都是很漂亮的英語，態度大方，又講究文法，喜歡引用詩句。這是來自兩千年前的希臘傳統，他們的貴族讓小孩從小就接受「演說者（orator）」的課程，被訓練要上台演講，表達自己。孔子的禮樂射御書數，就沒有演講訓練。

    　古羅馬的西塞羅寫了《雄辯家論》，是提升演說修辭的代表人物。他是個雄辯家，也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終生致力於整合希臘、羅馬的演說精華，提高演說修辭的水準，把演說和政治活動結合為一，也讓演說成為一種藝術。在西方，演說的傳統一再發揚光大，成為「沉默的東方人」無法優秀為之的一種技藝、一種思想。

    　我們英文系很重視這個演說傳統，所以每年都舉辦林肯〈蓋茨堡演講詞〉朗誦比賽，既鼓勵學生學習這個「演說家」的傳統，也讓他們體驗經典名文的辭章之美。《林肯》裏的蓋茨堡演講詞，是兩三個小兵輪流背給林肯聽，可見當時人人皆能朗誦，亦知道南北戰爭為何而戰。其內容千錘百鍊，以詩的品質寫成的一篇名文，字字珠璣，氣勢一波湧過一波，如河海江流。講到為國捐驅的先行者，更令人淚下。

    　我長年擔任這個比賽評審，眼看著每一年的大學生參賽者，肢體一年比一年開放，越來越有演說家的氣勢，心中欣慰─他們就是我們的未來，是能自由表達，進而文明的說話的新世代。

    　教養難說。你問我，多讀書是否就是有教養？不都說「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可以變化氣質」嗎？我笑了笑，不敢說什麼。這事，也對也不對。有時候，還得看讀的是什麼？或者該這麼說吧。有些書，是必讀的，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乃至一個華人，最好都能翻翻讀讀。這，或者就跟教養有關了。　這些書，多半已成經典，譬如《史記》、譬如四大奇書；有些不好說它必是，但也幾乎就是了，譬如《唐詩三百首》、譬如《古文觀止》。前一類，那是「天」，是想像的空間，無限寬廣，漫無涯際，讀都讀不完；後一類如「地」，是立足的根本，雖也廣袤，終有盡頭。

    　原為童蒙教材與科考必讀

    　那就說說《古文觀止》吧。

    　這書，是清初康熙時代，浙江紹興吳楚才、吳調侯叔侄所編選、註解的一本古文選集，收錄了從東周到明代的220篇文章。這些文章，有策論有書信有序跋有遊記有歷史……，包羅多端，加上剪裁得當，書出之後，廣獲好評，很快成為重要的「童蒙」讀本，也就是兒童基本教材，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種。

    　大體而言，明清時代的兒童教育，多從「三百千」開始，也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著手。識字到一定程度後，便教讀「四書五經」，不但讀，還要背，且需背得滾瓜爛熟。原因是科舉考試最主要的項目八股文，不出「四書」範圍，且格式、文體甚至書法都有嚴格限制，想「代聖人立言」，一舉成名天下知，非對此下功夫不可。要說「考試引導教學」，其實古今不分。

    　但因科舉考試最後一關，也就是決定名次的殿試，還要考一道「時務策問」，雖僅聊備一格，有志青年還是不能、不敢疏忽，或因如此，也才有了《古文觀止》生存空間。學習古文這條道路，《古文觀止》僅是開端（另一本也常被當作啟蒙用的，叫《文章軌範》），若還想更進一步研究揣摩，則有類如《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的進階書籍，當然，搜羅精讀各家，譬如唐宋八大家文集，那是博而後約，真正登堂入室了。

    　鼎公傳授閱讀的釣魚方法

    　為使退休軍公教人員年年過好年，數十年來未曾中輟的年終慰問金，隨著國庫的拮据而大打折扣，也引致了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怨懟。其實，退休軍公教人員的爭與不爭，必須考慮到公務人員與國家間的關係，也涉及人民財產與國家的位序。

    　人民財產與國家的位序為何？觀諸原始蒙昧之人，基於他們的直觀，常將當下的、塵世的生活視為最終的目的，個人的生存立於首位，安全與舒適的生活成為最高目標；財富是保持安逸生活的有效手段，人民因而勤奮工作、廣聚私有財產，為了防止自己的財產被他人掠奪，乃依契約建立了國家。以是，個人生存、私有財產與國家的關係，國家恆居於第三位序，古來論王政者亦倡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即此之謂。

    　顯然，財產所有者與非有產者先於國家而存在，財產所有者在經濟上支撐著國家，他們提供大量的資金僱請服務於國家的人員以維持國內秩序，也資助國家組織軍隊抵禦外侮，使國家機器得以運轉，國家是有產者的僕人。惟國家一旦形成，實際上則變成凌駕於其主人之上的力量，國家保護有產者，也向被保護者要索高額的報酬，被保護者反而無力與保護者討價還價。迨立憲主義興起，始藉憲法限制國家權力，限權政府於焉出場。

    　限權政府所表彰的國家權力，率以公務人員為發動機關，一般人常接觸的交通警察對違規者開具罰單，即為國家權力機關意思表示的著例。因此，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在行使權力的意義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除了法定權利（right）如薪俸、退休金等外，其餘恩給權利（privilege）如退休人員之年終慰問金、十八趴（指軍公教退休人員以民國八十四年以前的服務年資計算，將退休金及公保給付存放臺灣銀行所能享受的特別優惠利息待遇）等皆屬國家恩給，即有請求，除主張信賴保護外恐於法無據。從而，人民生存、私有財產與公務員的關係，公務員亦居於第三位序。

    　立法院大筆刪除文化部預算，引發龍應台部長發言批判台灣不是「香蕉共和國」，雖然王金平院長聽得一頭霧水，卻已再次引發藝文界對於文化部仍然只是經濟部門附屬機構的疑慮。其主體性如何在新上任部長的總體布局下被充分體現，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香蕉共和國」的說法，其實有貶抑低度發展社會及國度的意涵。亦即，指涉拉美國家經濟落後、政權獨裁，以香蕉、礦產的生產及輸出做原始積累，談不上任何現代化工業的資本，僅能仰賴美國經濟勢力的扶持。但，這是強權的世界觀，並不值得拿來做為台灣躋身國際社會的耀眼類比。因為，這應該並非龍應台一向主張的文化人道觀。

    　有意思的觀點，反而在於：在經濟發展上，被貶為「香蕉共和國」的拉美社會，非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的原鄉，更是智利詩人聶魯達創作的大地。它以豐富的文化想像結合美洲原住民的傳說、神話，締造了至今仍被視作世界瑰寶的「魔幻寫實文學」。中國作家莫言，就是以文藝風格，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

    　另眼觀照下的「香蕉共和國」，還有一項獨到的特色，便是以豐厚的文化創造性，對這個世界宣告：「我們要用自己的尺來度量自身的文化」。這才是龍應台提出這個創意性政治修辭，最值得被看見的地方。理由僅僅在於：依比例原則砍預算的立法委員，真正盡到該有的政治責任，去瞭解預算背後的文化內容為何了嗎？這是當前在文化行政單位執行業務的人們，最為擔憂、煩惱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無論如何有深知遠見的文化規畫，在送到立委或議員手中時，具體的執行方案伴隨著文化想像，都被隨意翻過，拋諸腦後；彷彿文化治理，就只剩如何刪減附加於最後的預算一覽表。

    　明白地說，這是一個文化必須以「價值」來回應「產值」的年代。文創產業如此，近時登上文化檯面的社會企業也是如此。其實，已沒什麼再用消費社會吞噬文化創作的道德議論空間。因為，務實地看，它已經是資本全球化的必然潮流，僵化的批判，終將一如僵化的抗拒，無法在現實的操作上，發揮太大的作用。

    　Quote:

    　目前三讀通過的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的重點有：一、建教生生活津貼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基本工資。二、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星期不得超過八十小時，每日訓練起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三、建教生人數不得超過勞工人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於二人。

    　另依此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因建教合作機構經營型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或行業類別需要，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建教合作機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與建教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之起迄點：一、建教生年滿十六歲。二、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三、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宿舍。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1228004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