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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江宜樺在課堂所教授的西洋思想，政府是必要之惡，因為政府對人權必然是威脅，卻又不能沒有政府維繫秩序。自由主義者至今爭論不休的，就是政府對社會應干預多少。因此，就算各地社會民主政黨要求政府介入財富重分配，但自由與政府幾乎仍是對立的概念。

    　然而在中國文化裡，政府向來象徵善與道德，不是惡。包括學生此次播放江宜樺在畢業典禮的勉勵，看出師生都是從政府理當行善出發。所謂善政，過去是「無為」而治，表現在減免稅負繇役，絕非必要之惡；帝國主義東來後轉成「大有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乃是必要之善。所以中國文化裡，自由不是指從原理上限制政府為惡，而是指涉自己不要被管。

    　這樣的自由在過去是天高皇帝遠，在當代則表現成對行政管轄豁免的渴望。後者在兩岸三地有共通性，就是大眾往往在遭受政府管制時，選擇透過拉攏有力人士的介入，改變政府對自己的特定措施，而不是以推翻政策為手段，即以行政參與為主，立法參與頗少。這就像學生寄望江宜樺個人介入未果，對他產生極大失望。

    　中國文化裡的自由缺乏思想內涵，主要是嚮往無拘無束境界，個人性與情境性較強。政治煽動家須將「己」的範疇擴大，才能引發共鳴。如此建構出在較大範圍追求的無拘無束，自有其限度，像台灣的政黨或群眾對伊拉克或阿富汗民眾受美國政府全球治理的迫害，不同情、不敏感、不介意。其冷漠程度遠遠不及加害者轄下的美國自由主義者。可見自由主義的跨國性，台灣尤缺。

    　天高皇帝遠這種文化境界中，官民是雙軌，不是對立。學生借用江宜樺講述的對付惡政的自由思想，凸顯江宜樺失德於善政，固然羞辱了他，也在善惡對比之間擴大了自己的失落感。政府必然迫害人權的假設轉換成江宜樺個人之惡，其實師生皆以恢復為政者的良知為解答，寄望他超越在理論上是限制政府為惡的體制。

    　倘若江宜樺看似良心發現而介入，即像日前馬英九看似良心發現而介入士兵凌虐致死案，則坐實了自由主義者所恐懼的政治力不受體制約束，則社會必須更加仰賴有德者主政。大有為政府對自由主義者的威脅遠大過於無德之人，但在中國文化下並非如此。這是台大學生如此氣憤江宜樺的前提。（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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