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存在凸顯了善惡課題如此重要，讓中國電影敘事更偏向好萊塢模式。因為在好萊塢模式中，善惡對立依舊是最重要的說故事技巧。影響九零年代後美國電影編劇甚鉅的著作「作家之路：從英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The Writer’s Journey: Mythic Structure for Writers，1992），作者佛格勒（Christopher Vogler）改編神話學者坎伯「千面英雄」為編劇理論。佛格勒以英雄的旅程為出發，試圖為說故事技巧找到更普遍的文化基礎，於是故事會從「平凡世界出發」、經過「歷險召喚」、「拒絕召喚」、「遇上師傅」、「跨越第一道門檻」、「試煉/盟友/敵人」、「進逼洞穴最深處」、「苦難折磨」、「獎賞」、「回歸之路」、「復甦」、一直到「帶著仙丹妙藥歸返」。在這個神話敘事結構裡，代表正義的英雄總能在盟友的協助下，從苦難折磨中克服邪惡，贏得最後勝利。
好萊塢電影對神話模式的偏愛，說明了他們為何能跨越文化而達到票房大賣的目的，反映電影在藝術之外的商業本質。中國電影藉著善惡對立引發的同情心，撫慰著觀眾的情感，這是中國大結構下所長期存在的需求。更簡單的說，是天下老百姓的需求，他們需要這些情感來支持他們對人與世界的信念。理性分析或社會批判對於活在生存壓力的人民來說，是太奢侈了些。他們當然知道人是殘酷的，世界是有潛規則的。但人們需要情感來撫慰他們在真實世界碰到的挫折，而非導演來教他們甚麼是存在的真理。所以電影在中國更具有夢的特質，而夢是如佛洛伊德所說的，是一種願望的達成。
陳凱歌的「趙氏孤兒」，這部片改編自流傳久遠的中國原型故事，但他也做了些更動，導演說：「過去戲裡說，程嬰大義凜然把自己孩子獻出去，不僅違反常識，也違反人性和人倫。如果說程嬰是個英雄，上來就偉大，不太可信。今天是一個平民時代。我們做劇本做了一年半，就是讓它回到常識上來。」平民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好萊塢電影。比起單打獨鬥加美女在懷的美國英雄主義，平民主義更接近小老百姓的民間思維──愛出頭的英雄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趙氏孤兒」亦將我們帶到一個值得討論，卻在前面沒有觸及的改編議題。以「改編的藝術：將事件與小說改成電影」（The Art of Adaptation: Turning Fact and Fiction into Film，1992）一書聞名好萊塢的西格（Linda Seger），根據她在該書的附錄顯示，從1930年到1990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中，只有9部是原創劇本，換句話說，有85%都是改編作品。也難怪奧斯卡設有改編劇本的獎項，別的不說，今年奧斯卡的幾部大片，如「127小時」與「社群網站」等，都是改編作品。
在日韓中的電影當中，改編依舊佔據著重要地位。以筆者這篇文章來說，從開頭到目前為止，提到的中日韓電影共有27部，其中有13部是改編，幾乎是一半──這些改編作品包括「趙氏孤兒」、「告白」、「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無人知曉的夏天」、「空氣人形」、「橫山家之味」、「盲劍客」、「原罪犯」、「殺人回憶」、「天下無賊」、「甲方乙方」、「黃昏清兵衛」與「隱劍鬼爪」。
西格強調，像小說對心理狀態或感官細節的特有描述（想想張愛玲的小說），都不是鏡頭所能達到的境界；在情節安排上，電影九十分鐘的觀眾體力限制，亦是改編大部頭小說時所必須考量的限制。因此，改編勢必已經是一種創造，一種西格所謂的「二度原創」（second original）。至於改編成功或失敗，完全是修辭學，即能否說服觀眾的問題。因此，忠於原著不是一字不改，情節修改或角色增添亦非問題所在。關鍵在於改編是忠於原著的哪個層面，而此層面是否能打動讀過原著的觀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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