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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已改版，書名為《預測工程師的遊戲》）

先來說一個故事。

　　今天被比利時人視為建國興邦明主的國王利奧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在位期間為1865年至1909年。1他身為一個立憲君主，雖然和同時代的各國國王一樣渴望享有往日的絕對王權，但仍是一個非常有勢力且活躍的國王，促成了比利時人民的自由、繁榮與安全。

　　在利奧波德統治下，比利時的良好建設可謂多不勝數。他推動成年男子在有競爭的選舉當中普遍享有投票權以擴大政治自由，奠定比利時成為現代化民主政體的堅實基礎。在經濟方面，他鼓勵自由貿易政策，帶領比利時邁向高度的經濟成長。被視為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引擎的煤，在蕞爾小國比利時的產量，上升到幾可媲美法國的水準。社會政策也迅速開展。初級教育成為強制一律就學，依據1881年頒布的「學校法」，女子也可接受中等教育。2甚至，利奧波德的政策賦予婦女、兒童的保障亦大於當時歐洲多數國家的一般水準。依據1889年通過的立法，不滿十二歲的兒童不得上工，滿十二歲的少年每天工作時數上限為十二個小時，這與當時各國通行的政策已經大大不同。

　　1873年，比利時經濟發生重大危機，利奧波德提出對勞工友善的改革，如准許工人有罷工權，以改善貧民生活——美國在半個世紀後仍激烈抵制罷工權。他也推動真正宏偉的公共工程方案，如興建公路和鐵路以降低失業、促進城市化、增加商業機會。比起小羅斯福總統和歐巴馬總統他可是遙遙領先，認識到如何以投資基礎建設來刺激就業和經濟繁榮。

　　利奧波德在比利時國內是偉大的改革者，是比利時長治久安的奠基者。

　　可是，剛果的情況卻大為不同。

　　雖然利奧波德一生不曾到過非洲，他卻統治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1885年至1908年）。他先在該地區榨取高價象牙，再利用該地所發展的獲利更豐的橡膠生意，積攢龐大的個人財富。剛果和比利時不同，並未設置內閣首長，當地大約三千萬人當中也沒有選民能夠限制他的作為。因為這是他的個人釆邑，利奧波德可以放手實施他在比利時無法享有的絕對統治。他的「警察」——公共部隊（Force Publique）成為治理剛果的關鍵。他們的任務就是確保大量出口橡膠以迎合世界需求，替國王榨取財富——當然也藉機中飽私囊。這群屠夫由一小撮歐洲人領導，他們綁架並奴役剛果人當兵，這些士兵回過頭來負責確保橡膠生產符合配額規定。奴工是公共部隊喜愛的生產方式，因此士兵也動手奴役剛果的男女老少。

　　利奧波德的「警察」薪餉微薄，但若能達到、甚至超過其橡膠配額，就可得到大筆佣金。除了叢林法則之外，他們的行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加上透過佣金制度有巨大的財務誘因，這些士兵上上下下有志一同，不擇手段追求達成配額。不僅成功者可以致富，失敗者也會遭到嚴懲，包括挨揍，甚至處死。為了避免此一命運，這些警察就刑求、截肢、甚且謀殺底下會威脅到（或被栽贓說會威脅到）橡膠生產的人。殺死那些從事反政府活動的人可以得到獎賞，並以用掉的子彈為證，士兵們很快就開始濫殺無辜，虛報業績，甚至砍下婦孺的右手以證明他們的確奉行利奧波德的利益。公共部隊在追求利奧波德的財富、自己也從中圖利的過程中，或許有高達一千萬人被他們殺害。3

　　利奧波德在比利時國內推動種種的進步政策，卻沒有在剛果做絲毫投資以改善該地情況。公路只蓋在有助於運送橡膠到市場的地方。保障婦孺或工人罷工權的法律，聞所未聞。利奧波德對於如何保障其比利時臣民，殫精竭慮；對於剛果臣民卻殘民以逞，橫徵暴斂。輸出到剛果的唯一項目大約就是供公共部隊使用的武器，可是流回歐洲的卻是龐大的財富。貿易上如此異常不均衡，終於導致比利時國內掀出利奧波德之所以日益富有，乃是因為在非洲搞奴役等等不義勾當得來。1908年，暴行的證據已到達無從否認的地步，利奧波德才勉強把對剛果的控制權轉給比利時政府。內閣固然沒有把剛果治理得很好，但是和利奧波德一比，已經有了顯著改善。

　　利奧波德二世怎麼可能同時治理兩個地方，而方法、態度卻截然不同？

　　論者可以很輕易指責利奧波德人格分裂——在比利時是進步份子，到了剛果卻成了噬人怪獸——是因為他性格的缺陷或精神不正常。也可以很容易推說，他在剛果的恐怖統治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行為。這種解釋可以令人心安，但是肯定無法看清楚整件事。我們不妨再看看剛果日後的另一個利奧波德——戴豹皮帽、從1965年至1997年統治薩伊（大部分領土即從前的剛果自由邦，今名剛果民主共和國）逾三十年的暴君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莫布杜統治期間害得國家破產，自己搜刮走數十億美元，還殺害了數十萬剛果人民。我們可不能把莫布杜的暴政歸咎於種族主義作祟。他瘋了嗎？恐怕不是。何況，有多少瘋子能竄升高位，倒行逆施還成功抓權數十年，這種機率有多大？

　　利奧波德和莫布杜絕不是罕見的案例。即使到今天，聯合國的報告還說陷入獅子山鑽石戰爭的人，手腳被砍，時有所聞。辛巴威也傳出這種刑求、截肢、甚至謀殺的事例；盧安達更傳出種族屠殺的慘劇。我們不應該忘記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大浩劫（Holocaust）；近年來還有柬埔寨的波帕（Pol Pot），下令殺害數百萬柬埔寨人民，連戴眼鏡的也不放過——戴眼鏡，證明他們唸過書、受過教育，因此可能威脅到政府。這種恐怖的統治者並沒有絕跡。歷史上領導人靠著暴政在位長久的事例屢見不鮮，而且這個事實在今天，和在百年前、千年前一樣，一直不變。4

　　認為那些促進和平、富裕的領導人可以在位長久，受全民愛戴，因此樂於勤政愛民，這是善良的想法。但是事實上，那些想要久居其位的國家領導人很少聽進諫言，推動和平與繁榮。並不是說造福民生就會不利於領導人；只是，推動貪腐和不幸更好。比利時的利奧波德和剛果的莫布杜都清楚這一點，今天的北韓、辛巴威、土庫曼、查德、敘利亞等國家的政府也都明白箇中道理——不幸的是，這份名單還沒完沒了。

　　那些真正帶給人民好生活、自由和幸福的領導人，往往絕大多數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面對有組織的政治競爭。他們也往往只任職短暫的時間就被拋棄了。

　　沒錯，利奧波德統治比利時四十四年，但他是個立憲君主，如果想長久掌權，他必須在比利時的民主制度中接受限制。可是我們看看現代的民主政府，可以發現為民造福並不保證政治上得以長命百歲。梅爾夫人（Golda Meir）擔任總理期間，以色列的經濟年成長率平均為9%，可是她在位只有四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政績是年均成長率9.8%，在位期間也不超過八年。或許最著名的例子是1945年的邱吉爾：他在位五年，直到德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敗戰而投降之前的兩個月，他被迫下台，把首相職位讓給艾德禮（Clement Attlee）。然而（雖然有些誇大）他幾乎是拯救了英國。

　　相形之下，為什麼那些讓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的領導人卻可以在位二十、三十或四十多年之後壽終正寢，或是卸職之後悠遊徜徉於奢華的海灘？我認為（當然可能有爭議），強盜領導人未必天生壞胚子，至少未必都如此；而為了爭取連任而努力為人民服務者，也不見得是聖人。他們只是為了要久居其位而做了正確的事罷了。利奧波德雖然卑鄙，在剛果這個政治上不受限制的地方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而在比利時受到憲政限制的環境裏，他也是做最符合他利益的事。

　　表現良窳的差異是看領導人「必須」讓多少人高興而定。為什麼不是每個領導人都聽任親信扈從像公共部隊那樣掠奪竊取？大規模民主體制的領袖做不到這點——因為他們必須獎賞太多人，才能從竊取和貪腐中圖利自己。換句話說，制度不能有效地獎勵此一策略。然而，實質上，所有長久在位的（我指的是威權的）領導人，只靠著非常少數的將領、高級文官和家人支持。由於他們只靠少許人支持就在位，他們可以出手闊綽地收買這些人。既然得到偌大好處，這些扈從不會肯冒險喪失特權。他們會不擇手段幫助老闆保住權位。他們會壓迫同胞；他們會堵塞言論自由和懲罰抗議者。只要老闆給他們足夠的好處，他們會刑求、截肢和謀殺，以保護老闆的利益。

　　難處在於，即使依賴扈從抬轎的領導人有心做些好事，他們也不敢拿已答應付給主要支持者的錢來支付這些善行良政。從扈從口袋裏挖錢，必然會遭到推翻。花太多錢幫助老百姓，扈從會擁立新主，讓新主不在群眾身上「浪費」錢，可以老老實實地付好處給他們。5

　　和對獨裁君主一樣，人民也要求選任的官員負責任，他們想知道：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不同的是，經由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有數百萬個潛在支持者（如果不能使他們高興，他們就會變成怨恨者），而獨裁者只需面對數百個親信扈從。民主領導人必須表現出好像很關心群眾。他們的選戰永遠像是政治主張的軍備競賽一樣：看哪個候選人對醫療照護、稅務、國家安全、教育等等有最好的主張（或表現得像是具有好主張）。每個看來適任的民主領導人被趕下台時，往往是因為他的對手被認為比他還高明。

　　因此，對於明君利奧波德和暴君利奧波德的解釋就開始到位了。當統治者需要許多人的支持時——如利奧波德在比利時的狀況——他的上策就是創造良好的政策。當統治者只需要依賴少數人就可掌控大權——如利奧波德在剛果的狀況——他的上策就是讓少數人口袋滿滿、高高興興，即使其他人全都悽悽慘慘也無妨。但我們要再往下挖掘。

　　利奧波德、莫布杜和梅爾夫人都是強有力的領導人，但是舉個最明顯而重要的事實：他們也都是人，和我們大家沒什麼不同。不管是在政府或企業任職，我們全都力圖保住工作，在集聚財富或勢力的過程中力爭上游，我們經常優先於國家利益或公司福祉等等崇高理想，先衡酌自我利益。

　　記住這一點之後，我們再把時鐘倒轉回去，是不是會做出一些預測：同樣是利奧波德這個人，在統治比利時王國和剛果自由邦時會不會有不同的施政作為？我們能否認為莫布杜不會以相同的手法統治國家？或者說，當英國人民已把重心轉到戰後重建、國內事務時，邱吉爾不會失去權位？或者再換上完全不同的場景，我們看不看得到某家公司的夥伴結構或許會鼓勵其成員忽視詐騙的存在？事先知道這些事，不是挺有價值嗎？

　　我相信針對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全是「是的」；由此衍生出我的研究主旨，以及本書的主要主張：我們有可能預測行動，預測未來，並且藉由找出方法改變激勵的誘因，考量多種人們決策的因素，而建構未來。這不是說它很簡單，或是它只是說說故事、做些回想——它涉及紮實的科學、理論和若干繁複的計算——但是它是可能的，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在宮廷或是董事會，當人有了權力，就會胡作非為。我們是凡事不顧後果，或是會把我們的好主意用在該用的地方，免得事後後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