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倖存之用 Surviving Usefulness
沒什麼比無所事事更難的了。在這個我們具有多少價值，是由我們的生產力決定的世界，很多人發現我們的分分秒秒都被我們日常使用的科技，當成財務資源牢牢地掌控、最佳化或占用了。我們把自己的空閒時間交給數值計算、以各種被演算過的版本與他人互動，並建立及維繫個人品牌。對某些人來說，在我們完整生活體驗的流線化與網絡化之中，可能有種工程師般的滿足感。但某種緊張的感覺，某種被過度刺激、無法維持思緒的感覺，揮之不去。雖然它可能來不及被意會到就消失於令人分心的螢幕之前，但這種感覺其實十分迫切。我們還是覺得，賦予人生意義的事物大多來自於意外、中斷、機緣巧合的相遇，也就是經驗的機械式觀點企圖消除的「停機時間」（off time）。
早在1877年，羅勃．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就說忙碌是「活力不足的症狀，」並觀察到「處處都有那種行屍走肉，除了在進行某些傳統事務時，幾乎意識不到生命。」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塞內卡（Seneca）在〈論生命之短促〉（On the Shortness of Life）中描述了驀然回首，赫然發現生命已從指縫中溜走的恐懼。聽起來頗像某個沉溺於Facebook恍恍惚惚一小時的人倏然驚醒的心聲：
回顧過去，想想……當你渾然不覺自己正失去什麼時，有多少事情掠奪了你的生命，有多少生命耗費在無益的悲傷、愚蠢的喜悅、貪婪的欲望、社會的誘惑之中，只留下寥寥無幾的自己；你會察覺，屬於你的季節還沒到來，你就已經快死了！
在集體的層次上，面臨的風險更高。我們知道我們生活在需要複雜思想、複雜對話的複雜時代──而那反而更需要現已無處可尋的時間和空間。無限連結的便利性巧妙掩蓋了人際對話的微妙之處，在過程中切掉了非常多的資訊與脈絡。在溝通受到阻礙、時間就是金錢的無盡循環中，幾乎片刻也不得閒，而我們能找到彼此的方式又更少了。
考慮到藝術在這個只重視結果的系統中難以倖存，文化也面臨相當高的風險。新自由主義「技術昭昭天命」（techno-manifest-destiny）的喜好與川普文化的共通點，是對於任何微妙、詩意、沒那麼明顯的事情感到不耐。這種「微不足道的事情」無法被容忍，是因為它們無法被利用或占用，什麼也沒「交付」。（從這個脈絡來看，川普想抽回國家藝術基金的資金，一點也不意外。）二十世紀初，超現實主義畫家基理訶（Giorgio de Chirico）已預見了像「觀察」這種沒生產力的活動，其空間將愈來愈窄。他寫道：
面對我們這個時代愈來愈唯物與務實的傾向……未來，就算社會變成這樣也不足為奇：那些為心靈愉悅而活的人，將不再有權利要求一席之地。作家、思想家、夢想家、詩人、形而上學家、觀察家……凡是試圖解開謎題或做出判斷的人，都會變成時代錯誤，注定像魚龍和長毛象一樣消失在地球上。
這本書就是在講如何維護那一席之地。這是一部野外求生指南，教你如何用「無所事事」（doing nothing）這樣的政治行動來反抗注意力經濟，即使有倔強的中國式「釘子戶」阻擋了重要幹道。我希望這本書不只適用於藝術家和作家，也適用於任何覺得人生不只是工具，因此不可能「最佳化」的人。我的論據是出於這個簡單的拒絕：拒絕相信「現在我們擁有的人事時地物，不知怎地就是不夠。」像Facebook和Instagram之類的平台，其作用就像水壩，充分利用我們天生對別人的興趣和對社群永恆不變的需求，既挾持又阻撓我們最原生的欲望，從中牟利。孤獨、觀察、簡單的快樂除了其本身的目的，也應該被視為任何有幸活著的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我所提出的「無事」（nothing），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觀念裡那些微不足道的事，這個事實說明了這樣的反諷：一本名為《如何無所事事》的書，某種程度也是一項行動計畫。我想要展開一連串的運動：（一）「退出」，跟一九六○年代的「退學」運動（dropping out）有異曲同工之妙；（二）向外聯繫周遭的人、事、物的水平運動；（三）向下深入所在地的運動。我們必須提高警覺，因為目前大多數的技術設計都會阻撓我們所走的每一步，刻意為我們的自省、好奇、歸屬社群的嚮往創造出虛假的目標。每當我們想要逃脫時，應該自問：如果你說要「回歸土地」，但土地不就是我們此時此刻所在的地方嗎？「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不就是意味著放下手機？而當你終於放下手機，在你面前的是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呢？
這本書就是要在新自由主義決定論的一片枯萎風景裡尋找潛藏的曖昧與無效率之泉。這是代餐時代一份完整的四道菜套餐。我會邀請你停下來，或慢下來，但儘管我希望你在其中找到些許慰藉，我卻不是要它成為週末的避靜（retreat），或某種創造力的論述。無所事事的重點不是煥然一新地回去工作，不是準備發揮更高的生產力，而是質疑我們目前所理解的生產力。我的論點很明顯反資本主義，尤其反對那些鼓勵我們採用資本主義觀點去看待時間、地方、自我、社群的技術。我的論點也站在環境和歷史這邊：我提出，把我們的注意力拉回地方並加以深化，可能會使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如何參與歷史、參與並非只有人類的社群。不論從社會或生態面來看，「無所事事」的終極目標就是把我們的目光從注意力經濟拉出來，移植在公共、實體的領域。
我並非反對技術。畢竟，有些技術形式──從讓我們能觀察自然世界的工具，到去中心化、非商業性的社交網路──或許可讓我們更充實地活在當下。我反對的是某些企業平台買賣我們的注意力的方式，以及那些將狹義的生產力奉為神聖，忽視了在地、肉身、詩意的技術設計與使用。我在意的是現今社群媒體對表達的影響──包括不表達的權利──以及它故意誘人上癮的特色。但這本書所反對的未必是網際網路，甚至不是社群媒體的概念，而是商業性社群媒體的侵略性邏輯，以及它的財務動機：讓我們時時處於焦慮、羨慕、分心的狀態，藉此牟利。正是從這樣的平台滋長的對個體性及個人品牌的迷戀崇拜，深深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離線後的自我，以及真正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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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堅持活在此時此地，這本書自然根植於舊金山灣區──我成長，也是目前居住的地方。舊金山灣區以兩件事物聞名：科技公司和自然奇景。在這裡，從沙丘路的創投公司往西直駛，就可以到達一座俯瞰海灣的紅木林；走出Facebook園區，就是一片水鳥成群的鹽沼。我在庫比蒂諾（Cupertino）長大，那時家母有時會帶我去她在惠普公司的辦公室，我曾在那裡試戴過非常早期的虛擬實境耳機。但其他日子我們一家人也會去大盆地（Big Basin）的橡樹林和紅木林，或沿著聖格雷戈里奧海灘（San Gregorio State Beach）長途健行。夏天，我常去聖克魯茲山露營，永遠記不住「sequoia sempervirens」（紅杉）這個學名。
我是藝術家也是作家。二○一○年代初期，因為我用電腦進行藝術創作，或許也因為我住舊金山，我被分到包山包海的「藝術與科技」類。但我對技術唯一的興趣是它可以如何讓我們更親近物理現實──那才是我真正心之所向。這讓我位於某種尷尬的處境：獲邀參加科技會議，心裡卻更想出去賞鳥。這只是我人生經歷奇妙的「居間」（in-between）面向之一：首先，我是混血兒，再來，我創作關於實體世界的數位藝術。我曾是舊金山廢棄物管理公司（Recology SF，別名「垃圾場」）、舊金山計畫署和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等奇怪地方的駐點藝術家。一路走來我一直對矽谷愛恨交織，那兒既是我童年鄉愁的源泉，也孕育了創造出注意力經濟的技術。
有時卡在中間倒也不賴，雖然挺不自在的。這本書的許多構想都是在我於史丹佛大學教畫室藝術（studio art），主張這門課對於設計和工程主修生有多重要（但有些學生無法領會）的時候形成的。我的數位設計課唯一的校外教學就是徒步旅行，而有時我會要學生坐在教室外面十五分鐘什麼也不做。我逐漸了解，這些是我堅持某些事情的方式。生活在群山萬壑與這種一日千里的企業文化之間，我不禁要問：真實世界都在我們眼前支離破碎了，打造數位世界又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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