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文化智商》導讀
無緣之慈、同體之悲：開啟跨文化之旅的異地關懷
文／鄭伯壎
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R. Kiplin）說：「除了在天上，東西方永不相逢」——吉卜林的作品充滿著豐富的想像力、東方的異國情調，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以印度為背景的故事，經他的生花妙筆信手拈來，既傳神又逸趣橫生。
可是，連他這種生活在他鄉、熟悉異國文化的老練旅人，都有這種異文化之間不相逢的喟嘆，就更不用說那些素未謀面的地球村成員，想要跨越不同文明與國家之間的文化鴻溝，是如何的不容易了。
更悲觀的是，雖然文化鴻溝的填平不易，可是，誤會的滋長卻是如影隨形，因而，導致族群衝突的悲劇也就在所難免。
美國政治學大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一九九三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就大膽預示國際政治最危險的潛在衝突，乃存在於不同文明群體之間的裂縫當中。換言之，消弭文化鴻溝不但不容易，反而有擴大的可能，並演變為重大的政治衝突事件，且導致人類的浩劫。
果不其然，二十一世紀伊始（二○○一），九一一事件就血淋淋地上演了。文化鴻溝究竟要如何跨越？或要如何填補？如何根據不同文明與文化建立人際間的交往法則，並建構全球秩序？不但成為亟待回答的問題，也是消弭全球競爭、邁向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保障。
當然，這個世界永遠不缺乏樂觀的人，他們以為，在最近一波的全球化浪潮的沖刷之下，文化鴻溝的填補與跨國疆界的消除，應是水到渠成、唾手可得的。
無可置疑地，全球化不是現在才發生的，早在陸上絲路打通之際，全球化就已經開始了，並歷經海上大航路的發現，以及空中航路的興起。
可是，這一波全球化卻是如此的不同——由於電腦的普及、網際網路的發明，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生猛，跨國人員、商品及資訊的移動，既迅速又頻繁。看起來，全球文化似乎有聚合的現象，並朝向生活風格、文化象徵，以及跨國行為方式統一的普世化方向邁進。
因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同文化的板塊不但會逐漸靠攏，而且總有一天會緊密貼合在一起。事情真的是如此簡單與理所當然嗎？
答案顯然不是，尤其對文化全球化的辯證論者，以及跨文化與本土化的研究者而言，更是如此。
也就是說，全球化的發生，並不意味著全球各地必然朝向全球統一的方向行進，且導致地方全球化的流行。恰恰相反，全球化反而促使全球地方化的興起，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套句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的說法：「世界的視野，如何在意義世界與文化象徵的跨文化生產中開啟？」
各國、各地、各族群的文化意涵與象徵是如此的不同，因而，地方主義、本土視框會在全球化的碰撞之下嶄露頭角：「相逢之後，才知道我與你竟是如此不同；我們彼此的獨特與歧異之處，才更值得保留！」
於是，多樣性、相互性、開放性、包容性成了當代人際關係、群際關係、跨國關係的重要特性與基礎；相互尊重、共存共榮成了最高的指導原則。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化智力概念的提出，也就勢所必然了。最早提出者是鄂里（P. Christopher Earley）教授，現任美國普渡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出身於心理學背景，對跨文化心理學與跨文化管理素有研究，又喜歡周遊於亞洲、歐洲列國之間，深覺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跨文化間的互動愈來愈頻繁，為了避免誤會凌駕於理解之上，勢必正視個人在異文化中的生活與工作能力，並將之命名為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
在二○○二年發表於《組織行為研究》（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論文中，他將文化智力界定為：「一個人在新文化情境下的有效調適能力，並涉及調適過程與調適內容，且包括認知、動機及行為三大元素。」
認知是指個人具有覺知與瞭解新文化面相的認知彈性、推理技能，以及重新建構自我概念與統合多元文化知識的能力。除此之外，個人也需要擁有足夠的「動機」來運用這些文化知識，並表現出適合某種文化情境下的「行為」。
在以上的概念基礎之上，本書進一步闡述了文化智力在全球化趨勢下的重要性，其主要內容與過程為何？以及如何在全球性管理與經營中應用？
誠如鄂里教授對本書的推薦：「作者緊緊掌握了與全球化企業經營有關的根本與關鍵問題，文化智力的想法即時把全球性管理實務往前推進了重要的一步。遍佈書中的案例非常有用，作者在將文化智力應用到企業管理的各個層面上是極為傑出的！」
在我看來，本書作者將文化智力說得更清楚了，認為可以總括為文化知識、靜思實踐（practice of mindfulness），以及行為技能大全等多方面的才能；能夠使個人瞭解多種文化，且在異文化的情境下表現出合宜的行為，甚至可以自在出入於多元文化之間。顯然的，文化知識與行為技能與前人的概念差異不大，但靜思實踐則大不相同。
在此方面，兩位作者的貢獻很大，也許這才是文化智力的核心。靜思一語是借用佛家的概念，具有「參」禪、「觀」心的意涵，亦具有慎思明辨的旨趣。所謂「萬事靜觀皆自得」，在多元文化的情境下，個人想要入境隨俗，體悟文化的深層底蘊，就得冷靜觀察，進行移位思考，且給予合宜的解讀。這種過程，很像禪宗中的公案：
善道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月尖時，圓相何處去？月圓時，尖相何處去？」
善道云：「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後，雲岩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隱」。
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一群人賞月，見解竟是如此不同：就前兩位而言，都囿於形體的知見，但理路卻完全相反；而第三位就更超越形象之外了。換句話說，一種現象，多種解讀；一種心靈，多種樣態，這是文化詮釋時所必須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想要適應文化或融入文化當中，就得靜觀慎思，方能做合宜的解讀。
像本書第二章開宗明義的案例，一位中國人請英國客戶吃飯說：「餐廳的菜不是上海最好的。」
不熟悉華人文化的英國客戶從字面解讀，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如果他瞭解中國人的關係主義、他人取向，以及謙虛價值等等，就能體會主人的殷勤與周到。
文化的解讀，與禪宗的參修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不但著重於領悟，亦著重於實證與實修。因而，作者的靜思實踐用得極為妥當貼切，我們必須給他們鼓掌。
這種情形亦頗類似於知覺心理學中形象與背景的圖例：從某種線索看，是一個杯子，從另外的線索看，則是兩個人頭；年輕美女與年老巫婆交相出現的圖像，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
這顯示出同一件事、同一個刺激、同一種物理現象，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而言，其意涵是不同的。因而要提升文化智力，就必須跳脫平常習以為常的文化思考模式，且突破既有的框架。熟悉以上的種種原則，就能有效解決跨文化情境下的決策、溝通、談判、衝突、激勵、領導，以及團隊運作等等的跨國管理常見的問題。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本書具有以上種種優點，但亦有一些侷限，需要加以指明。
首先，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與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混為一談。
智力（intelligence）是指個人認識與理解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推理及思考，來解決問題的一般性能力；而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則是測量智力的指標，常用心理年齡除以實足年齡，再乘一百來表示。
因而，這兩種詞語是不同的，一個是指概念，一個是指測量。但是，本書卻將兩者混為一談，讀者不能不多加詳察。
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過於苛責兩位作者，因為始作俑者的不是他們，而是提出文化智力的鄂里教授。
他沿襲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作法，直接將文化智力等同於文化智商，這雖然有助於科學概念的推廣，但卻有譁眾取寵之嫌，也使得概念的嚴謹性與精確性打了折扣。
其次，兩位作者都出身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背景，也就是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所謂的高個人主義與低權力距離的文化群；其工作與生活，也多在此類文化群中度過，所以對高集體主義與高權力距離、具有對比效果的東亞文化群的理解應該較為薄弱。
因而，其所舉的有關東西文化扞格的例子與解釋，有時就顯得過於直觀或流於膚淺，而無法產生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以第二章開頭的案例而言，中國人請歐美人吃飯的場景，應是俯拾皆是，對談時，也常是：「抱歉，這不是上海最好的餐廳」，當省略「抱歉」兩個字時，讀者就難以領會其中的微言要旨了。
再看另外一種場景，明明是滿漢全席，卻說：「粗茶淡飯，不成敬意。」
以上這種意在言外的華人文化場景，如果兩位作者稍有一點華人文化體驗，若是有一位作者具有東方文化背景，則案例的舖陳與分析就可以更加深刻了。
還有第八章討論美國上司與中國部屬的例子，也只簡單地解釋為部屬面子因素的影響，其實華人領導者的作風與部屬的角色義務關係很大，從家長式領導、差序式領導等等具有華人特色的領導概念來解釋，應可更生動與貼切地描述華人情境下的上下關係。不過，就像作者所承認的：「本書不談特定的國家……而較著重於養成通用的思考與行為模式。」
因而，這種疏漏也可能是有意的。雖然如此，如果能更進一步掌握各地的文化特色，或是更具有跨文化素養，則本書應可更加生色，何況，這方面的文獻與研究並不難找，尤其在本土心理學與本土管理學崛起之後。
第三，對文化層次的掌握不夠清晰。一般而言，文化層次至少有兩種用法，一個指的是內容層次，這涉及文化深度的問題，而可區分為人工器物、價值觀及基本預設。
人工器物是文化最淺層的部份，基本預設是最深層的部份，而價值觀則居於兩者之間。以睡蓮來作比喻，葉與花浮在水面、看得見，屬於人工器物層次；莖直立於水中、隱約看見,屬於價值觀層次；而根深植於污泥之下、看不見，則屬基本預設層次。
因而，文化解讀有點像剝洋蔥，由外而內，必須一步步深入，方能掌握不同文化的精髓與關鍵核心。可惜這方面的討論，本書並未多加著墨，顯有遺珠之憾。
另外一種用法是單位層次，涉及文化對象的問題，其範疇由文明、區域、國家、社會、種族、職業、階層、組織、團隊、部門，甚至個人，由鉅觀層次到微觀層次，而有種種指涉。基於全球化的概念與影響，本書所著重的大多放在種族、社會、國家及職業的層次之上，而組織以下的層次則討論較少，這也頗為可惜──因為連作者自己都強調：「將一個國家一般化，很可能會掩蓋這個國家內部的重大變異，以及可以凸顯文化差異的微妙之處。」
事實上，文化智力的概念不僅可以應用於全球企業、跨國企業的管理，亦可適用於組織層次以下的組織文化及其次文化的一般管理上。在這方面，作者顯然窄化了文化智力的應用範圍。
本書雖然有以上意猶未盡之處，但瑕不掩瑜，仍然相當值得細讀與玩味，用以培養高超的文化智力，且開啟異文化之旅的起點。記得李安在以《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時，有一位藝術學的教授曾如此評論：
沒有衝突、不是戲劇，這是西方自古的傳統。在古希臘時代，所謂的悲劇就是從一連串的衝突開始，人與天的衝突、個人與命運的衝突……一個充滿衝突的情境，特別適用於戲劇創作，因為，戲劇壯烈的美可以透過衝突達到最高的巔峰……可是，李安的《斷背山》沒有這種衝突，他幾乎把衝突降到最低。他藉著「空」來削弱這個元素，影片中總是展現非常空闊的天，他把天拉長、也把人拉長。在展現天的無限、雲的變化之中，來呈現人的渺小，表現與人與天的和諧關係。在廣闊的天地中，李安選擇了羊，他藉著羊表現人的心靈活動，窸窸窣窣……心靈融化所有人間的衝突，展現出一份柔和、一份深情——這就是東方的美學、東方的戲劇。在柔情似水中，同樣擁有無限的力量。
（修改自辛意雲，二○○六）
腳踏東西方兩種文化，悠游於藝術世界之中，李安的這種境界，似乎已是文化智力的極致。可是在此之上，文化智力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上層認知（meta-cognition），必須特別強調，那就是慈悲的精神，或是一種民胞物與的情懷。所謂「無緣之慈，同體之悲」，在跨文化之間行走，擁有無條件、無回報的慈愛；以及具有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的悲懷，才是文化智力的究竟。果能如此，則「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夢想，就不再遙不可及了。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亦曾擔任同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全球化總計畫》總主持人）
《CQ文化智商：全球化的人生、跨文化的職場──在地球村生活與工作的關鍵能力》
大衛．湯瑪斯（David C. Thomas）、克爾．印可森（Kerr Inkson）著
吳書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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