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服從或反抗？
林佳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系主任
教育部人權教育輔導群召集人
服從是人性嗎？或反抗是必要的嗎？
我們的文化中，受儒家倫理的影響，很強調尊卑的關係，例如孝順不只要求「尊敬」更要求「順從」長者，甚至從很小就要小朋友「聽話」，不然就是「不乖」，可見「服從」尊長甚至被提升到倫理價值的層次，而不論其是否有值得尊敬或崇揚之處，「聽話」本身即被賦予正當性。換言之，小孩子的責任是在「聽」而不在「說」，更彰顯在我們的俗諺：「小孩子有耳無嘴」，其被期待能服從，而不在於有自己的意見。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西方社會並未受到儒家的影響。在一九六○年代耶魯大學教授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所進行的十九次一連串的實驗，參與人數多達一千人，年紀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當中沒有人是大學生或高中生，在非使用外部的強制力之下，受試者被告知要進行處罰與學習的效果研究，當被電擊的對象已展現高度的痛苦，很高比例的實驗對象仍然會服從實驗的指示，縱使有所疑慮，仍服從指示持續地按下更高的電力，直到最後的階段。
這項實驗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在一九六一年其在以色列觀察公審二戰的戰犯艾克曼（Adolf Eichmann），這位前納粹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主要負責人，其並非對猶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而是一位如鄰家大叔般的平常人，執行大屠殺就像公務員在執行一般的公務一樣，如同前面的實驗當被指示進行電擊的工作，即使對其正當性有所質疑，甚至對被電擊者產生同情，而大多數的受試者仍然會服從指示完成電擊的工作。
漢娜．鄂蘭提醒我們，不是很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一般的人若不加思索地服從邪惡的指示，仍會做出邪惡的事，甚至大多數的邪惡，都是這樣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難道不會反抗嗎？這些受試者，若反抗不執行電擊的工作，也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或損失，但為何不反抗，而選擇繼續服從指示。或許他們認為既然已經承諾要進行實驗，即有義務要完成實驗，雖然對於這樣的實驗仍有一點質疑。換言之，或許履行承諾的責任感高於停止被電擊者的苦痛，只是這樣的思考，是對的嗎？
對於艾克曼來說，執行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則高於數百萬猶太人的性命，而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嗎？這樣的說法，或許更反映出他對於自己所執行的任務，是不是「邪惡」或「不正確」，並未產生任何的懷疑，或縱有，但其他的考慮更高於殺掉幾百萬的猶太人。
其實，我們若反觀人類的歷史，類似幾百萬人被屠殺的案例，並非是罕見的，且往往是在成就許多人自認為的「神聖」的事，不管是基於階級、種族、宗教、國家、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等等的理由。一直到人權思想的出現，強調人性尊嚴的不可剝奪；認為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是神聖的，且應該超越前揭各種的理由，才開始對於大規模滅絕人類的行為，視為一種邪惡。人權對於一切的殺戮行為都認為應該被禁止，甚至包括死刑，而前揭種種「神聖」的理由，甚至被認為係各種的歧視或不正確，而喪失其正當性。
人類營社會生活，欲形成公共的秩序，難免會有支配服從的關係，惟不同的是在於其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如在政治上，不管是威權專制或民主政體，其區別不在於是否有支配服從關係，而在於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如在君權神授的時代，其統治之正當性訴諸於宗教的神聖性，而在民主時代，其更奠基在人權、法治、民主的選舉等之上。甚至，在社會上人際的關係，更可能基於經濟上、知識上、階級上、種族上、性別上等等之不對等或優勢，所造成的支配服從關係，而這些過去傳統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尊卑倫理關係，亦被重新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例如過去重男輕女的父權倫理觀，從性別平權的角度而言，即視為是不對的或邪惡的。
因此，在強調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所謂支配服從的關係，很難不被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如法國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所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存在抉擇，而不是默默地服從各種既存的倫理價值。要避免「邪惡的平庸」，端視我們是否能針對各種支配服從關係，進行思辨，若認為「邪惡」即須反抗，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
甚者，前揭米爾格蘭教授後來將其實驗結集成書，在名為《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的書中，其指出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不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逃避自由」。
民主社會肯定人民的獨立自主性，而將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人民的參與；若人民選擇不參與或規避責任而將權力集中於強人或獨裁者身上，從德國的威瑪民主共和退化成希特勒的納粹威權政體，即為歷史的實例。
米爾格蘭教授的實驗雖然是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民主化仍未成熟的台灣，我們如何看待政治權威，服從或反抗仍不斷地考驗著我們所有的人，是選擇或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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