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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記者鄭琪芳／專訪

近來加薪議題再起，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表示，台灣低薪問題特別嚴重，肇因於產業外移、附加價值低、分配不均及過度資本化等；加上物價漲很快，工作低薪容易變成工作貧窮。他建議，要改善低薪問題，應將低薪的服務業就業人口引導到製造業，同時重建技職教育；此外，可要求上市櫃公司揭露薪資資訊，公布基層員工人數及薪酬占比，並加強勞工參與及團體協商等。

對於國民黨提出「加薪四法」及「公務員加薪」，辛炳隆認為，執政黨開始焦慮了，但用的方法不好，加薪四法沒有規範加薪對象，基層員工可能還是無法加薪；至於公務員加薪，早已無法帶動民間企業加薪，即使加薪也不會是基層員工，反而擴大薪資差距，相對剝奪感會更重。

問：你去年底曾提出報告探討台灣低薪問題，可否說明研究結果？

答：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勞動生產力跟薪資基本上是同步成長，但之後勞動生產力成長速度遠超過薪資增加幅度，且差距愈來愈大；原因之一就是製造業外移，開始進入「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勞動生產力是產值除以勞動力，海外生產創造的附加價值算在國內，雖然勞動生產力提升，但可能主要生產活動在國外。而且，製造業外移後，很多原本在製造業的中高齡就業人口慢慢轉向服務業，服務業從業人口大幅增加，但增加的都是薪資比較低的服務業，也拉低了薪資。

另外，台灣製造業有過度資本化現象，從ＧＤＰ分配面來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企業盈餘有增加，但增加較多的是固定資本消耗。資本投入有兩個效果，包括產值增加的正向效果及折舊攤提增加的負向效果，但製造業投入資本後，產值增加幅度遠低於折舊攤提，代表資本投入太多，邊際效益遞減。

批發零售業雖沒有過度資本化，但在九○年代中期以後，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企業盈餘愈來愈高，這是分配不均的問題，賺的錢都被企業拿走了。住宿餐飲業雖沒有分配的問題，但薪資很低，因為餅沒有做大，附加價值太低了。

問：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低薪問題是否特別嚴重？

中國磁吸效應 台灣工作貧窮嚴重

答：確實特別嚴重，跟產業外移有很大關係，中國對台灣的磁吸效應比其他國家嚴重。有人說用ＰＰＰ（購買力平價）計算，台灣薪資不算低，這跟民眾感覺落差很大，我們勞動報酬占ＧＤＰ比重較其他國家低，整體ＣＰＩ雖低，但民生必需品漲很快，工作低薪容易變成工作貧窮。而且，台灣低薪族群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一生的薪資成長曲線從起點開始，起薪低，一生薪資就會低。

若從吉尼係數或大島指數來看，台灣分配不均問題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嚴重，但各國都有工具在解決問題，一般都用稅制，我們租稅效果幾乎是零，過去幾年還大減富人稅，因此民眾會覺得貧富差距惡化；加上這幾年房價飆漲，住宅成本增加了，租金成本提升，末端消費商品的價格愈來愈高，民眾的貧窮感更加強烈，相對剝奪感非常重。

引導低薪服務業人口 轉往製造業

問：如何改善低薪與分配不均的問題？

答：應該將低薪的服務業就業人口引導到製造業，年輕人不要再走向低薪服務業，想辦法到製造業，技術可以訓練，問題是吸引年輕人去。首先是要改善製造業的工作環境，德國的工廠非常乾淨，台灣卻很髒，這是可以改進的，例如台灣有一些二代接班的傳統產業，工廠變得很明亮、沒什麼味道；其次是職業形象的形塑，餐飲業可以變得那麼熱門，製造業為何不能？

製造業過度資本化的問題也要解決，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價值，服務業也要高質化。服務業轉型要靠創新，但現在卻複製製造業的模式，除了自動化降低成本，國際化方式也一樣，就是到海外投資，公司可能賺錢，但台灣就業市場不會有好處；真正的國際化是讓外國人來消費，把服務活動放在國內，才有辦法創造就業。

過去製造業失敗的經驗，服務業為何還要複製？為何不能走新加坡、香港經驗，將觀光客拉過來並吸引投資。服務業到海外投資，不僅沒辦法創造國內就業，還將高消費能力的人帶出去，跟當初製造業外移一樣。此外，台灣觀光低價到不行，中國觀光客來台，台灣沒有賺到什麼錢，都是削價競爭，觀光業有資源耗盡的問題。台灣以中客為主導的觀光業只會一味衝量，都走低毛利、低薪資，為何台灣觀光業只能這樣？

另外，建議採取薪資資訊揭露方式，先鎖定上市櫃公司，大企業基層員工低薪也很嚴重，應要求揭露基層員工薪資，可以不揭露絕對金額，但揭露基層員工人數及薪酬占比，以了解分配是否合乎正義。此外，上市櫃公司都有薪酬委員，原本是為了打肥貓，可以擴大至管理整個公司的薪資分配是否合理，並讓勞工參與及團體協商，要讓工會更有力量，有更多工會成立。

再來就是教育的問題，大學不退場不行的，供給已經遠超過需求，要讓一些人去念技職學校，但技職學校很花錢，建議把「五年五百億」拿過來給技職學校，這個政策除了讓台大全球排名前進，對社會有什麼貢獻？未來教育重點應該放在技職，普通大學不要再補助了。

問：執政黨提出「加薪四法」及「公務員加薪」，能否達到加薪效果？

答：這反映執政黨開始焦慮了，明年就是總統大選，之前九合一選舉結果跟青年低薪絕對有很大關係。不過，執政黨用的方法不好。民國七、八○年代之前，公務人員加薪確實會帶動民間薪資成長，因為那時沒有績效管理的概念，通常都是全面調薪，加上公務員久久才調一次，所以民間會跟著調；後來公務員調薪愈來愈頻繁，加上民間改採績效管理，公務員調薪無法帶動民間薪資，最近一次是一○○年公務員加薪三％ ，幾乎沒有效果。

加薪四法幫不到基層 低薪無解

至於加薪四法，沒有講到給誰加薪、分紅給誰，很多企業加薪都只加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基層員工沒加到，就算加薪四法有效果，基層人員可能還是加不到。我也不認為透過一年的減稅會讓企業願意加薪，因為加薪是永久性支出；況且，執政黨拋出這樣的訊息，本來要加薪的企業就會延後加薪。

政府如果無法解決低薪問題，大家一定會要求提高基本工資，以達到強制分配的目的，像民進黨就要拋出基本工資提高到二萬五千元的主張。提高基本工資有好有壞，好的話是薪資可以上來，壞的話可能變成薪資上限，現在基本工資二萬零八元約占平均薪資七、八成，當基本工資愈來愈朝向市場薪資，會讓市場薪資向基本工資看齊，就跟二十二Ｋ一樣。

而且，目前基本工資的遵循率僅五成，時薪八、九十元或月薪一萬五、一萬六所在多有，基本工資調高到某個水準以後，除非配套做好，否則基本工資愈高、遵循率愈低，不僅無法改善低薪問題，還會造成不公平現象，合法的廠商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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