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最後的星期天，學妹騎摩托車載我趕往女書店上寫作課，途中，不知怎的，至慧的臉清晰地浮現眼前、從高處對著我笑，那笑容很燦爛、很甜蜜，她的臉色豐潤，白裡透紅全無病容，也沒有白髮。更奇怪的是，明明身在風馳電掣的車流噪音當中，我的口舌頰顎間卻不斷湧出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我向至慧分租小房間、兼做食客那幾年，經常得她餵養的家常菜的氣味。

    　後來報上寫至慧是婦運的「俠女」，也有姊妹形容她是「現代女巫」。若說至慧是俠女，那麼我何其有幸，不只跟她一起行走江湖，見識其獨門功夫，還得以親炙俠女柔情的一面，參與了她的家庭生活，跟她交換彼此的私密心情；若說至慧是女巫，我又是哪裡來的福氣，有機會一再品嚐這女巫親手調製的七味湯，而在家中廚房、餐桌，罔顧公筷母匙的禮節，想必也嘗了不少她的口水。就像原住民部落聚會共飲，船形飲器一一傳遞，一人啜一口，藉著沾飲智者的口水，相信也能傳承到秘密的智慧和能力，可惜只怕我口水吃了不少，至慧的聰慧和學養卻沒能習得半分。

    　女性主義運動裡講「個人的即政治的」，我和至慧也有我們「個人即政治的」方式，從編輯室到路邊攤，從遊行抗議到桌邊對酌，從早晨開工的第一杯茶到沒完沒了的閒談（另一種腦力激盪！）……。這樣的情緣對我來講是獨一無二的，對至慧則未必，在她身邊，二三十年以上的老同學、老同事真不少，有些還一起幫做美編、寫手，有些則與工作無涉，純粹吃飯喝酒相聚關懷，至慧的念舊、重情是我見過的第一人！我不知這是她身為女性主義者的身體力行，還是她屬於「老派文人」的作風使然，她從不吝嗇開放家中廚房，往往一邊聊著談著，不一會兒菜已上桌，而她家客廳更大方提供給大家開會之用，可說是婦運集結、發想的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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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至慧結識是在一九八九年我大學畢業時。彼時，解嚴後媒體百花齊放，很多同學進到不同報社工作，我因大三、大四起有些反叛主流的思想，畢業後因緣際會進到婦運陣營──「婦女新知」基金會負責雜誌主編，當時她是出版主任、我的上司（我還有另一位上司，是基金會秘書長彭婉如），所以說至慧是我在編輯實務上第一個老師，也是我進入社會闖蕩的第一個師父。彼時電腦仍未普及，做雜誌還得送打字行、美編還是手工完稿的年代，每改一個錯字要費老大功夫，重打、割版、貼字，很折騰人，特別是雜誌部門就我一人，往往忙得焦頭爛額，可是送印前一定要讓至慧過目總校，那也是我最緊張的時刻。至慧張著她的火眼金睛，總能準確指出幾個錯字。

    　有時不是太顯眼的錯誤，我掂量出刊時間，求她可否睜一眼閉一眼稍稍放水，但這時的她跟平常的模樣截然不同，不說話，臉上也看不出表情，顯得特別嚴肅，完全沒得商量。於是，我只得咬著牙再跑一趟打字行，是真的跑，從三樓拔腿往樓梯衝，一直跑到隔街的打字行，喘著大氣央求打字小姐幫忙補打幾個字。然後，再跑回辦公室，拿起美工刀割割貼貼一陣忙亂。待我這主編兼苦力貼好稿子，至慧再看一次，然後她點點頭、微微笑一下，算是過關了。印刷廠姚先生取了完稿，轉身急走趕去送印。彼時我還很生嫩但也求好心切，經過這一番折磨，用「驚魂甫定」四字差可形容，但這時，至慧嚴肅的「假面」不見了，又變回了平時那位溫暖、促膝談心的好朋友。她偕我喝茶，我與她便盡釋前嫌，又和好了。

    　至慧有時會跟我聊起「張任飛時代」，講她在張先生領軍的《綜合月刊》和《婦女雜誌》時的盛況，描述這位前輩的認真、眼界和嚴謹。至慧在媒體工作是受那樣的訓練出來的，我既身受其害也蒙受其利，送印前的緊張、壓迫到出刊那一刻便得到了報償，化成了安慰的微笑，心中暗暗感激至慧的鐵面無私。而至慧對編輯工作的錙銖必較，也教我在耳濡目染間受到影響，日後在報社、雜誌社，我陸續又受到其他前輩的教導，但至慧教給我的第一課卻讓我終生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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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慧作為出版人、作家，對編輯校對的高標準幾乎到達文字潔癖的程度，而且日後我確知她絕非刻意刁難我這菜鳥，她自己對文字的錘鍊與堅持，只怕更有過之，我想這也是她出版著作不多、只有兩本散文的一大原因。在現今人人出名三、五分鐘的喧囂時代，她算是old fashioned，無關年紀，而是對品質的在乎。鎮日在書房裡讀書寫字、耕耘不輟的她，寧可安靜地隱身在她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後面，從事辛苦而不討好的翻譯，固然因她閱讀廣、眼界高，不隨意出手，但我覺得也跟她有「成人之美」的編輯性格脫不了關係！至慧凡事不居功，寧願扮演幕後黑手，默默推動女性的文化運動，就我曾見證到的就包括：

    　一九九○年，促成婦女新知和誠品藝文空間合辦的「第一屆女性藝術節」。那年代，女性主義思想未普及，大多數女作家、女藝術家都不愛被冠上「女性」兩字，感覺彷彿矮了一截。經至慧幕後籌畫、聯繫，終於在當時台北文化藝術圈的時髦據點展出女性藝術家的畫作、裝置展，還有系列講座。印象深刻的是藝評家陸蓉之剛回國，剪了一個前衛的「陰陽頭」；而畫家嚴明惠也還未潛心修佛，正是在她思考男女關係的階段，說起話來慷慨激昂又充滿了天問，我最喜歡；還有吳瑪悧也是那時我才認識，大家都說她和至慧兩人長得最像。

    　一九九四年，女書店剛開幕，我們在家裡的餐桌邊喝茶飲酒，又聊出了「第一屆女性音樂節」，算是女書店開幕後的第一個系列活動；同年的秋天，有一天誠品經理廖美立走進編輯室聊天，說起近來同性戀書賣得不錯，至慧看我一眼，後來我們在《誠品閱讀》第十七期製作了「同性戀」專題，也因此我在地下協助的《女朋友》雜誌有機會和《誠品閱讀》交換廣告，打開了創刊的知名度，這專題更催生了誠品藝文空間找王墨林的身體氣象館舉辦了「男男女女新文化」系列活動，包含講座、劇場、舞會……等，可說是文化界和性別運動界的前衛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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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慧是很會作夢那一型的，她做了夢還會將夢記在日記裡、寫進詩裡，有時也在早茶時說給我聽。但她一人作夢還不夠，還愛偕人一同作夢，婦女新知雜誌、女書店都是她跟眾家姊妹作夢的產物，「台灣女性文化地標」的概念到《女人屐痕》一書的出版也是，乃至她病中還念茲在茲的《好日誌──女性文化年曆》都是，更甭提大大小小的活動企畫、雜誌專題，乃至家庭音樂會了。我和至慧密切相處那幾年，許多構想、點子都是就著餐桌，在吃喝間聊出來的。所謂心想事成的秘密，至慧早就教給我了。

    　之後，我到報社工作，也不住至慧家了，我們維持著編輯和作家的邀稿關係，也常為女書店的活動一起盪點子，算是股東兼義工。此外，我們還不時相偕出遊，她與老友的聚會也都算我一份。記得有一回晚報下班的午後，我們找至慧遊逛植物園，走到荷花池畔就聊到荷葉蒸飯的美味，其時天色將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央求起毛拔了一支荷葉，於是我們有了一頓芬芳的荷葉晚餐；我又常聽至慧說起花草如何入菜，有一年四月木棉花盛放，我眼見一朵朵大大的木棉花在我眼前砰然掉落，見獵心喜，立刻捧了幾朵帶回至慧家，那是我初次嚐到木棉花炒雞肉的滋味，淡淡的甜、淡淡的酸。

    　我第一次出國也是跟至慧，一九九二年，剛考上研究所時在閒晃，她興沖沖拿了一份剪報給我看：「怎麼樣？」於是我們就到了泉州欣賞了江南各省「天下第一團」戲劇匯演，除了精彩的地方戲曲，我最記得我們在泉州的第一天傍晚，她在地攤上挑內褲，讓我大感意外，原來旅行可以這樣地「生活」！我們還逛書店，至慧大肆採購，多到我們得去郵局郵寄回台，那時我還不大看簡體字，只閒閒挑了幾本，還買了一些絲絹、手巾當禮物，她微微苦笑說了句：「旅遊而不必買書的人，真讓人羨慕！」至慧愛書成癡，也連帶吃了苦頭，她不惜「鉅資」買下杭州南路的老房子，原因當然是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用以讀書寫作，但有一大半理由其實是為了收藏從小到大累積的龐大藏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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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我和起毛到美國舊金山，也跟至慧相約在那兒，她推薦我們一定要趁機多吃櫻桃，那時台灣大型超市還未進口整箱櫻桃，櫻桃很貴不易吃到，只記得起毛開車，我們和九歌陳素芳一路吃櫻桃吃到痛快；至慧還教我們吃薊菜，朝鮮薊那種，直接蒸來吃，她露出幸福的表情形容有多鮮美，於是我們在加州旅遊不忘去逛超市，回到旅館後商借得廚房將朝鮮薊蒸熟，至今那清甜鮮美的滋味依然在我舌下，那青綠和鵝黃的顏色也從此成為我最愛的色彩。

    　二○○四年夏天，我將飛往俄羅斯旅行一個月，起飛前在機場接到至慧電話，要我接任女書出版的主編工作。「若有更合適的人選，不必等我。」至慧回答：「就是你了。」那話裡的意思其實是：「這苦差事也不好勞煩別人！」就像她出版第一本書《她鄉女紀》時找我這無名小卒寫序，我受寵若驚問她原因所得到的答案。此後兩年，我們為了女書店的出版和生存，再次並肩打仗。後因我個人學業遲未完成，不得不再度暫別女書店，但至慧則自始至終與女書店同在。

    　九月初，到至慧家探病的那一晚，告辭後，陪我一起的學妹跟我說：「至慧看你的眼神裡有一種疼愛。」我感到驚訝：「是嗎？」當局者迷，學妹第一次見到至慧，且她平日裡即有巫師般的敏銳直覺，我信她說的。我只知至慧對我好，卻沒想過是疼愛。那一晚我將至慧拉到房間，躺在榻榻米上做些助眠的運動，說好等她第一階段化療結束，就要開始鍛鍊氣功的，誰知……。

    　雖然至慧的離去讓婦運姊妹和文壇友人百般不捨，但我相信至慧就像她為《誠品閱讀》「飛行」專輯所寫的：「終於能夠脫離地表了。」她是輕盈的，她正在「閱讀飛行並且飛起來讀。」只不過這次閱讀的是生命的大題目，而她也用秘密的方式飛起來跟我微笑告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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