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1908-2006)這本1954年出版,後來不斷重印,到他逝世前已發行了80萬冊的《1929年大崩盤》,它不是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一本普通書,而是有它的原委、立意,以及後來的影響。

  首先就本書的來龍去脈而言,人們都知道高伯瑞乃是學者從政型的經濟學家,民主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代即已成了要角。戰後1952年,民主黨提名伊利諾州長史蒂文生(Adlai E. Stevenson, 1900-1965)與共和黨的艾森豪競選總統,高伯瑞即是史蒂文生陣營的主要人物,該次大選民主黨慘敗。在經過一陣心理創傷後,高伯瑞出版了《美國資本主義》(American Capitalism)一書,主要是探討美國經濟何去何從的嚴肅課題。該書成了當年暢銷書,後來總計售出40萬冊。除了出版該書外,高伯瑞還整合了一批哈佛學者,其中主要都是經濟學家,在民主黨前輩要人芬雷特(Thomas K. Finletter)家中定期聚會,對美國經濟未來的各種課題進行探討,並做為將來民主黨的經濟政綱。他們這群人,也就是美國民主黨史上所謂的「芬雷特小組」。後來1960年民主黨甘迺迪贏得大選,他的經濟「新疆界」主張,以及後來詹森總統的「大社會」政策,都和「芬雷特小組」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就在「芬雷特小組」集會期間,1954年初,美國主要的《哈潑雜誌》約翰.費雪(John Fischer)向高伯瑞邀稿,因為當年已屆股市大崩盤25週年,他希望高伯瑞能在當年該刊的十月號寫一篇長文。由於當時美國尚無有關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專門著作,於是高伯瑞遂在好友(也是哈佛同事及民主黨要角,後來做到「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鼓勵下著手研究並寫作。結果,他並沒有替《哈潑雜誌》寫那篇長文,而是撰寫這本著作。因此,本書有著下述意義:


  (一)它是截至當時,真正重量級學者寫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第一本著作。

  (二)人們現在已知道,高伯瑞寫作,一般都至少要五易其稿、使其流暢、嚴謹而易懂。本書即有這樣的特性,而這也是本書一出版即佳評如潮,成為暢銷書的原因。

  (三)對高伯瑞的著作與思想有理解的人都知道,高伯瑞並非一般的經濟問題技術專家,而是有歷史觀、人性觀和價值觀的全視野經濟思想家。因此他在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時,其實是有解釋觀點的。他特別著重在貪婪投機文化的形成、當時有權有勢者的蒙昧樂觀及間接助長、金融體系「脫紀律化」所造成的投機氾濫,以及當時許多著名學者為股市造勢的媚俗表現。他的這些「以人為本」的價值前提,其實也貫串了他所有的其他著作。他的這些觀點,也等於是替後代人在談論1929大崩盤時定了調。高伯瑞談股市大崩盤,加上後來他的好友史萊辛格談新政,人們始對大蕭條時代有了全局的理解。

  總而言之,《1929年大崩盤》不是一本一般性的著作,而是有警示意義的著作。研究股市史的人都知道,在人類史上,牛頓乃是最有名的受害人。當年英國有所謂的「南海泡沫」,牛頓當時在朋友的慫恿下買股,後來覺得不安而出脫,但股價還是一路狂飆,於是他又投入股市,但這次就再也沒有脫身的機會。牛頓所賠掉的金錢換算成現值,估計在台幣1億至1億5千萬元之間。他後來感慨地說:「我可以預測神祕天體的運行,但我不能預測人類貪婪的心靈!」

  因此,貪婪總是會付出代價的。1920年代是美國樂觀輕快、甚至是輕浮的「爵士時代」,它的浮華投機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整個大蕭條的代價。

  而人類所犯的錯雖然不可能如原樣般重現,但卻會用一種有近親相似性的方式,以另一種面貌再來。過去20年的貪婪投機以及金融失控「脫紀律」,乃是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的原因。迄至目前為止,全球究竟已否觸底?或者還有第二波衰退在前面等待?這些都是開放的問題。在這樣的時刻重讀高伯瑞這本著作,人們又怎能不格外感慨呢?


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200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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