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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的原諒與否，甚至罪人懺悔與否，都是個人漫長艱辛的私密平復過程，群眾無權剝奪代行。演變至此，已經不是我們替受苦的家屬出頭，而是逼迫家屬替我們自己出頭洩忿。

    　譴責「表演政治」癱瘓政治時，也要問「表演公審」示範了什麼公民責任觀念。次次如此，網路公審欲食其肉寢其皮、逼罪人公開道歉，但誰有權道歉/原諒？如果罪人道歉不能不公開，家屬原諒只是收容罪人緊急避難，那都只是為了滿足舉國脅迫貪看的一場戲。不是罪人在道歉，也不是家屬在原諒，而是媒體操辦偶戲以娛觀眾。

    　在「眾人皆曰可殺」生存威脅高壓下，人只會恐懼、自衛，逼罪人道歉一句太容易，但是人人心知肚明，那只是媒體正義的自我滿足、遠多於當事人生命深刻的自我蛻變。此案已起訴，若我們繼續獵殺，就會錯過問題所在，下次仍需要周期性獵殺罪人發洩。司法會懲罰罪犯，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時間也該花在懲罰上，表示有其他該做的事沒人做。盤點社會真正需求，至少有這三方面：

    　首先，案件背後隱藏的是，大眾疑慮執法不公：底層小人物平白遭人痛毆，若非意外證人舉證、加害者有名人而鬧大，可能就此冤屈忍悲，陷入絕境。故事印證了公眾潛在恐懼「這個社會無公平啦」、「政府只保障有錢有勢」、「吃到瘦肉精，各人顧性命」，因此，攻擊女星都是在為「也可能受害的自己」訴冤抱不平。這種情緒，都應該重視，問題只在它不可被仇恨白白耗盡，應該是行動起點。

    　再說得正確一點，無論在多小的事上，動搖獨善其身的想法，察覺用抱怨取代行動的習慣，將時間投資於自己的公民參與，才能踏出靠近公平的一步。

    　其次，民族情緒。當我們大排長龍買日本平價服飾，哈日的同時，就已醞釀東京影展台灣團被逼退場時，遇勢必發的仇日聲浪。一名日本人確實在台灣闖了滔天大禍，但痛恨卻出於台灣哈日、哈韓、哈陸背後的委屈心結。文化自尊，與產業改革，如同左右腳，只能互相支持而前進，需要每個人努力。媒體不思改革，還轉載仇韓日人妄指嫌犯「是偽裝成日本人的韓國人吧」，來證明日本網民替台灣撐腰、同仇敵愾，其實這些人還想收復台灣呢。以日本之強勢，文化被韓流閹割的屈辱感都不在話下；所以台灣自卑並非可恥，是進步動力，但若也想排外來代替進步，那就沒救了。

    　最後，道路安全。其實，罰僅是最低手段，溝通設計才是朝野應積極創造的發展空間。我們應將炮轟罪人的心力，轉而放在構思協調安全之道。例如此次有賴於途經的好心運將搭救，啟示我們：即使行駛車輛，也不是孤立封閉的空間，即使道路也是一個社區，應該開發互助資源。車內遇劫、發病，失去行動自由的狀況下，怎樣能在第一時間、最小動作內，將求救訊號展示於車外，鄰近駕駛、路人怎樣配合伸援，有助廣大運將的安全。

    　構成一個城市的活動興盛，要靠計程車；一個城市的使用介面友善與否，也取決於運將態度。與其去臉書反女星團按讚，請搭車對運將說「讚」。與其人肉搜索罪犯，不如找運將聊聊需要什麼、可以更安心。你我若能保障幸福的運將，運將就能保障快樂的城市。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020900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