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朱敬一院士對於財政部9月1日公布的稅改方案之評論, 解說很清晰, 真的是sound economics.

來自朱敬一臉書文章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875154976131522&set=a.1773932066253814.1073741828.100009111141508&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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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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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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