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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是我的老本行。二十年前，當時在德國負笈的我為了弄懂這門學問，特別跑去一家擁有八十萬名會員的德國工會實習半年。回國至今多年，雖然早已知道德國那一套在台灣幾乎毫無用武之地，可是不久前去了一趟華隆紡織頭份廠的罷工現場進行田野調查，我還是感到震撼不已。

    　這三百名罷工者多數都屬中高齡勞工，在華隆的資歷二、三十年。許多人自九十三年以來所領取的月薪就只有基本工資（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元）這麼多，但是，正常的每日工時卻高達十二小時，每月休息兩、三天。每人除了同時操作數台的機器之外，同時還要負責數百顆重達十餘公斤棉紗的包裝搬運。他們的生活可能遠遠不及外勞，稱這是華隆版的血汗工廠恐怕也不為過。

    　華隆是一家沒落的紡織集團。這十幾年來，繼中和等五座工廠陸續關閉後，碩果僅存的只剩頭份廠。不料自去年開始，廠內突然冒出一家「紡安」，資方說那是另一家獨立公司，卻要求勞工轉去上班，條件是放棄先前的年資，也就是以後不得請求退休金。工會方面則質疑這是五鬼搬運，目的在掏空公司資產。忍痛接受現實的勞工當然也有，但更多的是不願屈從惡霸行徑的人。對他們來說，當勞動法令淪為具文時，罷工就成了捍衛尊嚴的最後途徑。

    　從今年六月六日開始至今，他們每日分早中晚三班，守候在工廠外面的帳棚內靜坐抗議。即使颱風兩度來襲，活動還是不曾中輟。他們的工會弱小，不僅無法提供參與者罷工津貼（生活費用），甚至必須仰賴善心人士的小額捐助才能勉強維持活動所需。為了喚起公權力的注意，這群勞工兩度北上向行政院與勞委會陳情，然而，得到關的反應卻是無動於衷。當他們前往翁大銘的豪宅抗議時，台北市甚至出動鎮暴警察嚴厲打壓。

    　台灣是一個罕見罷工的國家。就以這一年來為例，社會上僅僅出現過太子汽車案、本案與榮電案。這其實不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勞資之間在先天上必然會有衝突，處在弱勢的勞工就只有透過團結的罷工才能與雇主相抗衡。這是西方人從工業革命以來所學習到的寶貴教訓，罷工如今也早已成為其社會文化的一環。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勞工的處境越發困難，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是：為什麼罷工在台灣卻跟在北韓一樣的罕見？

    　根據媒體報導，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最近因為看病的經驗而赫然發現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惡劣。她有所不知的是，如果那些人也有像樣的工會，那麼或許就能跟西方的同行一樣，早就起而透過罷工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了。勞委會即將成為勞動部，未來的部長應該學會從華隆紡織這類爭議案件中看出為什麼台灣勞工需要集體力量。（作者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