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楊渡   2013年10月30日 04:10

無論多少人談「創意」,無論多少專家給定義,看來看去,我始終覺得還是魯迅講文藝的概念,是對創意最好的詮釋:「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

把「文藝」改變為「創意」,那就是最好的定義。所謂「創意」,其實就是對現狀的反叛,對既有的主流價值、流行文化、社會風俗、封建傳統、流行風格、美學流派、藝術潮流等等,有所不滿,而試圖走自己的路。

最厲害的「不安於現狀」,最後就成了革命,這一點,魯迅說得毫不含糊。那是對既成體制的反抗,也是對當權者的反抗。而文藝,則是對既有的社會、生活、家庭、愛情等等的不滿,於是有了想像的世界,有了《小王子》和《西遊記》。

如果所謂「創意」而與流行文化、主流價值、傳統風俗等認同起來,只是做了微小的改進,那也就沒什麼創意可觀了。所以厲害的創意,往往與革命接近,而且帶一點驚世駭俗的味道。大島渚拍《感官世界》,對肉體、慾望、器官、人性、沉淪之描寫,當年真是驚世駭俗。而小野洋子與約翰.藍儂的那一首kiss kiss kiss,其實也是突破了歌曲的禁忌(說真的,有點像日本A片的叫聲)。更不必說,當年在歐美被查禁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北回歸線》等書了。

總之,很厲害的創意,往往帶著衝撞體制、衝撞傳統道德、突破既有價值觀的創造性,所以破壞性也特別的強。但沒辦法,不破壞既有的,怎麼創造新的。上面舉例的,主要是在慾望與性的描寫上的。但真正最厲害的創造,其實是革命或者社會運動。

一場革命帶來的改變,是整個社會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的翻天覆地。就算是美國60年代的學生運動、人權運動,法國1968年5月的學生運動,也是把社會的主流價值進行徹底的顛覆。沒有1960年代的人權運動,美國怎麼可能產生今天的歐巴馬?

但這種創造力與破壞力的並存,所帶來的改變,卻是好幾個世代的影響。1960年代後的美國,有嬉皮文化及其流行風潮,甚至藝術創作也受到影響。總之,那是全面的衝擊。但這些所謂的「創造新文化」以及流行,都是後來才產生的,真正的創造者,就是為了反叛,等到社會接受了反抗的內涵,它於是變成一種文化,一種新的流行,反抗者變成半主流,甚至流行文化,於是它就成為消費的對象。此時,一定要有新的反抗,才會有新的創意。百老匯、外百老匯、外外百老匯就是這樣的不斷反抗的過程。

所以,非要把「創意」變成一種產業,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因為產業是需要大量複製,大量生產的商業化過程,創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行銷、通路、財務管理等等。沒有這些,產業是不可能產生的。而創意的開頭,卻是反其道而行的,它是反主流價值、反流行文化的。

而如果,還要由政府來主導,甚至輔導它成為產業,那難題就更大了。有創意的人一定反抗,因為創意來自反叛。它本來就是反對被決定、被主導。但政府的輔導不能沒有計畫、以及合乎規定的結案報告,於是就成了兩難。政府在此中的角色,就不宜於做一個實際的計畫決定者,或者產業的投資者。政府能做的,該做的,就是把整體環境「理順」,讓它有利創意與產業的發展。

自由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文化,互相尊重的風氣,是一種適合於創造的環境。而開放廣大的市場、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適於文化活動的各種場地展館等,都是政府可以做的。換言之,政府不應該介入於實際的投資,應該專注於環境的打造,讓人們自由發揮創意與創造力,去成功或者失敗,去當它的孫悟空,搞它的72變,至於變成猴子或者老鷹,那是個人的本事。

從這個觀點看,政府最好把「文化創意產業」作區隔。文化思想與藝術創作的領域,由文化部來繼續支持,鼓勵創作,支持創意。至於投資與產業,則歸給經濟部,讓它與創投合作,就投資論投資,就產業論產業,才不會糾結一團,變成彼此掣肘局面。(作者為作家)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5%8F%A6%E4%B8%80%E7%A8%AE%E5%87%9D%E8%A6%96%EF%BC%8D%E5%89%B5%E6%84%8F%E4%BE%86%E8%87%AA%E5%8F%9B%E9%80%86%EF%BC%8C%E7%94%9F%E6%84%8F%E5%B0%B1%E6%98%AF%E7%94%9F%E6%84%8F-20131030000520-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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