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2-02 01:08
  • 中國時報
  • 【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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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五個地區來看,可以發現在地點上,台灣正處於中間,在領土大小上,台灣亦介於中間,這樣「在中間」的特色,是否亦創造了另一些在中間的經濟特色?如果我們將東北的日本和韓國歸為一類,以東南的香港和新加坡為另一類,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產業政策及中心思維一直被兩大類不同思維拉扯,而不自知。

         第一,就產業政策而言,由於日韓國土大,這兩個國家均發展出自己龐大的製造業,例如日本的汽車業、電器業等,韓國的三星、LG等。其中,韓國採用產業垂直整合的策略,它的三星公司從晶圓代工、面板、手機、筆電等等,全部包下來自己做,自己忙不過來的部分則下單給台灣代工。雖然它們也重視金融業,例如在二○一一年倫敦城委外發表的全球城市金融中心評比,東京排名第六,首爾排名第十一,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難將它們二國想成金融重鎮,對他們而言,製造業才是主力。

         新加坡和香港正好相反,它們致力於金融產業,沒有農業,製造業只是配角。新加坡全力打造一個財富管理中心,現亦建設風險管理中心,也希望能成為境外人民幣中心,使經濟更進一步成長。而香港幾乎完全放棄製造業,旨在爭奪全球金融中心的第二名。在上述全球金融中心評比,這兩個城市亦一直彼此競爭,分別排名第三及第四名,僅次於倫敦及紐約。

         第二,就政府是否應給予行政指導方面而言,這兩大類也不同。在這些國家當中,韓國是最積極,它採取中央決策的模式,它的宏觀目標是汽車工業要超越美國、電子產業要超越日本、漢醫藥研究要超越中國的願景。韓國雖然也定下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的資本整合法,但金融產業仍難以與實質產業的高度發展相匹配。此外韓國的文化及電影發展策略是產生「韓流」,它獎助世界各國從事韓國哲學,深耕韓國自有文化。

         而香港採用美國的思維,政府盡量不干預,並採自由化的發展策略,政府採取資訊充分揭露的決策,誘導而不主導產業發展,致力法規的訂定,及司法的公平及公正,以吸引全球的資金及人才。而日本和新加坡介於其中。

         第三,在教育政策方面,日本和韓國的大學固然重國際期間發表,但由於國土大,當然有本土的經濟問題待研究,學術的氛圍強調將自己的學術應用在本土,特別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是有高度地域性,故日韓也重視如何將財經學理應用在本土經濟發展。一位日本的東京大學教授訴我,他每兩個月就寫一篇與日本的公司財務及經濟相關的學術文章在日本的學會發表。而日本學術介紹本土及國際新知的書,出版品暢銷,亞洲其他國家難望其項背。

         反之,香港和新加坡國土小,國內等於國外,本土產生的經濟議題少,復加上教授亦多來自歐美,故學者以發表在歐美為主的頂尖期刊為宗旨,故與日韓不同,較不重視研究香港和新加坡自己的問題。

         由以上可知,小國與大國不同的策略發展方向。台灣在這兩大區塊不同思維衝擊下,一方面非常羨慕韓國的產業發展,故有識之士紛紛鼓勵學韓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希望吸引亞太的科技公司來台上市。上述這些政策的走向無所謂對錯,上述二分法的分類亦只是舉例。如果我們覺得資源方面豐富,也可以同步進行,考慮雙引擎的概念。例如,除了目前遵從政府政策希望,以登國際一流期刊為主,同時亦鼓勵向日本和韓國學習,對有高度地域的社會科學,引導人才多研究本土財金問題。但不論選哪一種或兩種策略,我們都要先了解我們的文化、資源及利基才會成功,而所產生的結果就會更接近我們所冀望。(作者為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20202005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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