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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與勞動，從來就與人類求生存緊密相隨，拜科技發展之便，網路、交通工具都能迅速帶著人們遷移至過往不可夢想之處。逐水草而居，無需申請簽證，原就是人身自由的一部分，但隨著民族國家分立、國界日漸森嚴，自然人跨越國界的遷移，不免遭逢人為制度的重重壁壘。

    　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國遷移管道的有條件開放，促使貧窮國家的勞動力快速商品化，以勞力輸出為國家賺取外匯、解決失業問題；另一方面，接收國則政策性壓低移工工資以挽留資本外移的腳步，同時填補社會福利的千瘡百孔。

在台灣，公權力選擇性地設定疆界的管控條件，對於挾帶資本的遷移者，大方開放免稅免簽等優惠措施；而對於低階勞動者的流動，則施以各式管控關卡：嚴格的婚姻移民面談篩選、藍領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天羅地網捉拿「逃跑外勞」、加強辨識東南亞女子為人口販運受害人……不管是以保護為名或以查緝為主，都不約而同指向特定國家、種族、性別、行業的外來者進行防堵與獵捕。

    　九○年代起，大量輸入台灣的藍領移工，帶著自由的人身遠渡重洋來履行定期勞動契約，但他們入境後立即面對各種不自由的制度捆綁：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嚴格的居留年限、費用高昂的私人仲介、家務工被勞基法排除……等，形成集體移工遭受奴化的客觀條件，勞動權益受到嚴重剝奪。在這個全面討好資方、極端扭曲的廉價移工市場，開放聘僱的「自由」是雇主的專利，「不自由」的限制則只束縛移工：不能換老板，所有的勞資協商都不可行；不能換老板，就是單方面的忍辱吞聲。

    　國境空間開放移工進入，時間上卻切割「三年一期」快速汰換，台灣政策只撿取移工最年輕力壯、完整好用的勞動時期，不讓移工有機會轉化為長期留置的公民。居留期限形成勞動控制與階級分化的利器，阻斷其對公共事務參與，也切除與本地工人的結盟關係，更抑制移工的集體反抗力量。遷移者的勞動權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其社會權與政治權也一併被瓦解。

移工回歸市場 不能只設限薪資

    　近來台灣政府為吸引台商回流，粗暴強制徵收農地以廣建工廠，迫老農無田可種，政府且曾提出「自由經貿特區」，推動特區內的移工薪資與基本工資實質脫鉤，並放寬數量上限，貼心為已然全球布局的海外台商鋪妥「回流」之路，藉特區內大幅降低土地及勞動成本，為大企業主訂作島內殖民地。

    　許多自許為自由派的經濟學者，此時紛紛在媒體上響應政策，誇言應讓移工薪資回歸市場機制，不設基本工資底限。但他們卻不面對，移工來台從來就不是自由的！藍領移工的居留權受控於限業、限量、限雇主的勞動契約，幾近動彈不得。談「自由」，不能只取對資方有利的一半，罔顧剝奪移工自由的另一半。若要真正回歸自由市場，就應該正常化移工居留資格、取回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力，以保障其安全遷移。

    　揭露台灣移工政策的內在矛盾，並非暗示只要全面開放自由的勞力市場，一切問題就會解決了（那也不過是把移工放置在和本地工人一樣的被剝削處境），而是要打破「假自由」的迷思，正視這套「新奴工制度」如何構成。國籍與種族的劃分，恰好遮蔽了權力結構的真相。我們對這些來自東南亞、與台灣有類似被殖民的歷史與爭戰遺痕的左鄰右舍們，只有防堵，沒有好奇；只有排除，沒有興趣。

    　二十年後的台灣社會，會有什麼不一樣嗎？民族國家還是世界主流嗎？

    　二十年後，還有多少無國籍、無戶籍的黑戶，持續勞動而沒有醫療權？

異質化移民 應是力量而非負擔

    　異質化的移民，應該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正面力量，而非負擔。從移工主體出發，「弱勢」是處境，而非本質。正是不當的制度設計，陷令他們置身弱勢處境，飽受剝削、無以發聲。但個別的移工莫不是儲備膽識、飄洋過海以改變現況的積極行動者，他們不是等待救援的一群，而是奮力撐出遷移條件的開拓者。

    　台灣引進移工二十年了，第一線的移工團體漸次集結為「台灣移工聯盟」，我們所提出的訴求多半是暫時性的，配合現階段國界控管下，工人力量所能引發社會對話的程度。除非基層組織累積更大的社會力，足以撼動現行制度，打開人們對勞動與移動的政治想像，也許不是二擇一式的國籍認同，也許是自由地在邊境上遊走、勞動、不落籍一地的互助生活，不受歧視性政策的控管，超越國籍與種族的劃分，公共政策的決定權屬於所有生產者與勞動者……。美好的自由夢想，終究要一步步從弱勢處境的人得以培力組織開始，從而促使優勢地位的人減少一點因循偏見，增加一點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