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羅（Kenneth J. Arrow, 1921-）是廿世紀公認最重要的經濟學者之一。以他為名的定理－－艾羅迪布定理（Arrow-DebreuTheorem）－－是研究生必讀的經濟理論。他於一九七二年得到諾貝爾經濟獎，實至名歸。
艾羅得獎之後，並沒有放慢腳步；而且，他思索的問題，不再是狹隘的經濟議題。一九九六年，他率領一個小組，探討全球氣候變遷的大問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大量使用石油等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廢氣，造成地球的大氣層逐漸變化。地面溫度緩慢上升，日積月累、世代延續以後，對未來子孫將有深遠的影響。艾羅面對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決定適當的「社會折現率」（social rate of discount）。
對一般人而言，碰上「折現率」（discount rate）的機會不太多；不過，折現率其實就是利率（）的反面。如果年利率為一○％，今天存一萬元，明年的今天可以得到一萬一千元。因此，明年今天的一萬一千元，折現到今天，就是一萬元－－一般人常看到的，是中了樂透，每年領一千萬，可以領廿年。可是，如果現在一次領完，會得到比兩億少很多的一筆錢，就是折現的關係！
為了減少廢氣排放、疏散污染物質的分布等等措施，需要鉅額的投資，且效果無法立即彰顯，而是出現在遙遠的未來。可是，當時間拉長之後，折現率的高低，對公共政策就有重要的影響。譬如，折現率為一％，代表五十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僅值○‧六一元；如果折現率是一○％，則現今的價值還不到○‧○一元。在「折現率」前加上「社會」這兩個字，表示艾羅考慮的不只是個人、商業或市場上的成本效益；他思索的，是站在社會、人類、地球的立場，考量現在（成本）和未來（利益）時，要採取哪一個數值。
幾經斟酌之後，艾羅認為：參考歷史上經濟活動的報酬，把社會折現率訂為四％似乎差強人意。可是，以四％的折現率來算，五十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只值○‧一四元；一百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則不到○‧○○○一元。百年之後存亡絕續的大事，現在意義為零！所以，實際經濟活動展現的利率，一旦做為公共政策的參考座標，說服力立刻大為減弱。
市場指標無濟於事，艾羅於是轉而向道德哲學求援。他引述諸多哲學家的見解，認為在道德上（
ethically speaking），每個人必須視人如己。未來世世代代的子孫，其福祉和我們一樣重要。更何況，我們這一代的作為，會影響未來世代的福祉。可是，現在公共政策的取捨雖然和下一代子孫密切相關，但他們卻毫無發言權，無從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我們只好訴諸道德理念，將心比心，把未來世代的福祉，看得和自己的福祉一樣重要－－隱含的社會折現率為○％，亦即五十年和一百年之後的一元，現在也值一元。
對艾羅而言，無論是由實際經濟活動或道德哲學，他希望能找到合情合理的社會折現率。言下之意是，若能找到這個合情合理的數字，公共政策就可以依此辦理，眾議僉同。
然而，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有啟發性，卻有明顯的缺失。首先，在實際經濟活動裡，即使是跨國大企業，在考量本身舉措時，了不起未雨綢繆二、三十年。有哪一個企業會想到一百年之後的景況，然後早為之計？同樣的道理，道德哲學的內涵，也是由人類的實際經驗而來。哲學家的生活經驗不過數十寒暑，對於橫跨數百年的問題，考慮再周到，最多也只是腦海裡的想像；想當然爾的成分多，讓證據來說話的成分少。因此，艾羅所探討氣候變遷的問題，確實重要；而其涉及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確實無從迴避。然而，以經濟活動或道德哲學為參考座標，說服力似乎十分有限。問題重要，答案模糊。怎麼辦呢？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思維，剛好可以濟其窮。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19-）
利用經濟分析的工具探討政治現象，首創「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School）。布坎南認為，在討論公共政策時，正反雙方往往針鋒相對，各有所據。這時候的重點所在，也許就不是希望能找到正確答案（真理？），然後眾議僉同。當意見不同時，可以轉移重點，把注意的焦點，由「結果」（outcome）轉移到「過程」（process）上。
在探討某個公共政策的本質時，大家或許都抱持不同看法。然而，對於處理問題的過程或程序，卻容易產生交集。譬如，要不要繼續蓋核能廠，正反說詞都言之成理，僵持不下。但如果採取「公民投票」的方式議決，卻可能化解爭議。得到任何結果，大家都心服口服。
對於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也可以作如是觀。社會折現率該是如何，聰明如艾羅者都未必言之成理；換種方式，不妨以「過程」或「程序」來處理。既然世界各國都覺得重要，或許可以成立一個國際性組織，專門負責協調和處理這個問題。這個國際性組織一旦成立，自然會有人員、設備，以及經費；而後，這個組織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利益團體，會積極向各（主要）國家進行遊說。也就是說，不直接找最適的「社會折現率」，而是設計一套程序，讓這套程序來處理「社會折現率」的問題！
無論是艾羅或布坎南的思維，影響所及主要還是在學術界。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恐怕還需要先體會經濟分析的精髓和趣味。在這方面，藍思博（Steven E. Landsburg, 1954-）的作品，早已經暢銷全世界，廣為人知，也備受好評。對於各種社會現象、日常生活裡的點點滴滴，藍思博以經濟分析的角度，拆解、分析、解讀、調侃，多管齊下。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他分析問題的「過程」！
當更多的讀者接觸藍思博的作品，更多的中產階級接受經濟思維，在處理社會折現率和
全球氣候變遷這類大問題時，或許就能有更理想的結果！
艾羅得獎之後，並沒有放慢腳步；而且，他思索的問題，不再是狹隘的經濟議題。一九九六年，他率領一個小組，探討全球氣候變遷的大問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大量使用石油等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廢氣，造成地球的大氣層逐漸變化。地面溫度緩慢上升，日積月累、世代延續以後，對未來子孫將有深遠的影響。艾羅面對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決定適當的「社會折現率」（social rate of discount）。
對一般人而言，碰上「折現率」（discount rate）的機會不太多；不過，折現率其實就是利率（）的反面。如果年利率為一○％，今天存一萬元，明年的今天可以得到一萬一千元。因此，明年今天的一萬一千元，折現到今天，就是一萬元－－一般人常看到的，是中了樂透，每年領一千萬，可以領廿年。可是，如果現在一次領完，會得到比兩億少很多的一筆錢，就是折現的關係！
為了減少廢氣排放、疏散污染物質的分布等等措施，需要鉅額的投資，且效果無法立即彰顯，而是出現在遙遠的未來。可是，當時間拉長之後，折現率的高低，對公共政策就有重要的影響。譬如，折現率為一％，代表五十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僅值○‧六一元；如果折現率是一○％，則現今的價值還不到○‧○一元。在「折現率」前加上「社會」這兩個字，表示艾羅考慮的不只是個人、商業或市場上的成本效益；他思索的，是站在社會、人類、地球的立場，考量現在（成本）和未來（利益）時，要採取哪一個數值。
幾經斟酌之後，艾羅認為：參考歷史上經濟活動的報酬，把社會折現率訂為四％似乎差強人意。可是，以四％的折現率來算，五十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只值○‧一四元；一百年之後的一元，現在則不到○‧○○○一元。百年之後存亡絕續的大事，現在意義為零！所以，實際經濟活動展現的利率，一旦做為公共政策的參考座標，說服力立刻大為減弱。
市場指標無濟於事，艾羅於是轉而向道德哲學求援。他引述諸多哲學家的見解，認為在道德上（
ethically speaking），每個人必須視人如己。未來世世代代的子孫，其福祉和我們一樣重要。更何況，我們這一代的作為，會影響未來世代的福祉。可是，現在公共政策的取捨雖然和下一代子孫密切相關，但他們卻毫無發言權，無從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我們只好訴諸道德理念，將心比心，把未來世代的福祉，看得和自己的福祉一樣重要－－隱含的社會折現率為○％，亦即五十年和一百年之後的一元，現在也值一元。
對艾羅而言，無論是由實際經濟活動或道德哲學，他希望能找到合情合理的社會折現率。言下之意是，若能找到這個合情合理的數字，公共政策就可以依此辦理，眾議僉同。
然而，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有啟發性，卻有明顯的缺失。首先，在實際經濟活動裡，即使是跨國大企業，在考量本身舉措時，了不起未雨綢繆二、三十年。有哪一個企業會想到一百年之後的景況，然後早為之計？同樣的道理，道德哲學的內涵，也是由人類的實際經驗而來。哲學家的生活經驗不過數十寒暑，對於橫跨數百年的問題，考慮再周到，最多也只是腦海裡的想像；想當然爾的成分多，讓證據來說話的成分少。因此，艾羅所探討氣候變遷的問題，確實重要；而其涉及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確實無從迴避。然而，以經濟活動或道德哲學為參考座標，說服力似乎十分有限。問題重要，答案模糊。怎麼辦呢？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思維，剛好可以濟其窮。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19-）
利用經濟分析的工具探討政治現象，首創「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School）。布坎南認為，在討論公共政策時，正反雙方往往針鋒相對，各有所據。這時候的重點所在，也許就不是希望能找到正確答案（真理？），然後眾議僉同。當意見不同時，可以轉移重點，把注意的焦點，由「結果」（outcome）轉移到「過程」（process）上。
在探討某個公共政策的本質時，大家或許都抱持不同看法。然而，對於處理問題的過程或程序，卻容易產生交集。譬如，要不要繼續蓋核能廠，正反說詞都言之成理，僵持不下。但如果採取「公民投票」的方式議決，卻可能化解爭議。得到任何結果，大家都心服口服。
對於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也可以作如是觀。社會折現率該是如何，聰明如艾羅者都未必言之成理；換種方式，不妨以「過程」或「程序」來處理。既然世界各國都覺得重要，或許可以成立一個國際性組織，專門負責協調和處理這個問題。這個國際性組織一旦成立，自然會有人員、設備，以及經費；而後，這個組織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利益團體，會積極向各（主要）國家進行遊說。也就是說，不直接找最適的「社會折現率」，而是設計一套程序，讓這套程序來處理「社會折現率」的問題！
無論是艾羅或布坎南的思維，影響所及主要還是在學術界。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恐怕還需要先體會經濟分析的精髓和趣味。在這方面，藍思博（Steven E. Landsburg, 1954-）的作品，早已經暢銷全世界，廣為人知，也備受好評。對於各種社會現象、日常生活裡的點點滴滴，藍思博以經濟分析的角度，拆解、分析、解讀、調侃，多管齊下。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他分析問題的「過程」！
當更多的讀者接觸藍思博的作品，更多的中產階級接受經濟思維，在處理社會折現率和
全球氣候變遷這類大問題時，或許就能有更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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