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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永財表示，行政院長陳冲「中堅企業」的概念，其實是從「隱形冠軍－廿一世紀最被忽視的競爭力排名」這本書來的，就像Brita濾水器，全球市占率高達八成一樣，德國在歐洲經濟一片不景氣下，一枝獨秀，技術掛帥的中堅企業功不可沒。

    　卓永財以精密機械為例，「同樣是引擎，賓士車的耗損年限，就比日本美國車長，百年工藝所蘊含的學問，絕對不亞於半導體，但要寫出論文很難」，相對之下，電子電機的微奈米科技，因為是新科技，比較容易寫出ＳＳＣＩ論文，連台清交等一流大學機械所博士生，都被迫改研究相關領域。

    　為了鼓勵理工科學生，投入精密機械研究，上銀科技過去九年，每年拿出一千萬元辦學術論文獎，但前幾屆的論文獎得獎者，清一色是搞微奈米科技，這些人畢業後多數楚材晉用，跑到半導體業當設備維修工程師，他看了很心痛，「今天產業升級出問題，不正是五年五百億卓越大學推出來的結果嗎？」

    　卓永財表示，談到精密機械，德國的阿亨大學被公認全球第一把交椅，但它絕對排不進英美的百大大學，台灣的工業結構，跟英國美國不同，不能盲目追隨國際大學排名。

    　卓永財說，台灣精密機械產業產值，八成集中在台中方圓六十公里內區域，這樣的聚落，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台灣在精密機械領域今天之所以還有優勢，是過去技職教育所奠定基礎,要繼續維持優勢，只有一條路，就是加強研發、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2537/112012122600509.html

    　電影《林肯》已在北美上映，這部電影聚焦在林肯遇刺前四個月的重大事件，既叫好也叫座，不得不佩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慧眼獨具，因為這四個月的時光，正好是林肯從一個「內戰中的總統」、轉化成「偉大總統」的關鍵。

    　在林肯生命的最後四個月，美國南北戰爭即將結束，北方已逐漸得到優勢，但林肯這時面臨的不只是南北分裂，還有共和黨內激進、保守派的對立，激進派主張直接廢奴，但保守派不希望讓廢奴議題阻礙南北和談，即使林肯的內閣團隊，都是雜音四起。

    　《林肯》電影刻畫的正是林肯如何說服、恐嚇甚至賄賂（廣義的），一票一票的拉，最後終於完成修憲廢奴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不見得比打仗輕鬆；簡言之，這是一部討論政治本質的電影，但是政治領導人在一頭栽入政治之前，必須了解何為歷史的使命，所以這也是一部談國家領導人、如何掌握歷史脈動的電影。

    　稍微讀過南北戰爭史的人都知道，北方一開始參戰的訴求，並非廢奴的人權議題，而是較溫和的維護聯邦統一的主張，但林肯趁勢讓廢奴入憲，他的堅持，讓在南北戰爭中犧牲的數千萬人，不會死得毫無意義。

    　更重要的是，就如總統學大師紐斯達形容的，要成為第一流的領導人，必須有一種「歷史悟性」，能夠參透「我們要是現在不辦，就永遠辦不成」的時刻；紐斯達盛讚小羅斯福，藉著大蕭條的災難，趁勢創辦社會安全法、建立了美國的福利體制，他認為，正因為小羅斯福一輩子都注視著歷史洪流的趨勢，時機一到，他就毅然下錨。

    　所以，在批評台灣政治領導人能力太差前，必須先檢視的正是他們的歷史眼光；可以說，我們的麻煩正在於，沒有一場有形的戰爭、沒有大蕭條，國家領導人並未認知到重大危機的存在；所以，面對嚴重的退休金風暴，總統馬英九的處理方式是召集行政、立法、考試三院研議，看起來是夠隆重了，但以危機的程度以及舉國解憂的狀況，這是遠遠不足的。事實上，以今年來油電雙漲、課徵證所稅引發的風暴來看，馬英九這次顯然又低估年金改革的阻力。

    　廿七年來，花費廿億元，在大雪山買了約十座山頭的林地，人稱「賴桑」的賴倍元不種水果不種菜，只種能水土保持的樹木，還立下「不砍伐」、「不買賣」、「不留給後代子孫」的三不家訓。他說，土地和樹木都屬於森林，即使未來人離開世界，森林還是能存活下去。.........

全文  http://news.chinatimes.com/society/11050301/112012101600097.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2100500418.html

http://life.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Life/life-article/0,5047,100316+112012082900521,00.html

• 中國時報
• 【盧思岳】
 

    　華隆紡織工會已罷工近三個月，榮電公司員工也於日前赴行政院抬棺抗議。就在這些慘遭資方惡性關廠、積欠薪資/資遣費/退休金的勞工怨憤抗爭時，勞委會核釋了罷工糾察線的定義及相關規定。這是政府首度明確規範勞工合法罷工得以包圍資方營業處所的權益，卻已遲到了二十三年。

    　罷工糾察線在國外常見，在台灣雖於八○年代後期勞工運動蓬勃發展後屢被援用，卻直到二○○九年才修訂入勞資爭議處理法；又拖延至去年五月始由行政院公布施行，而至現在才有明確規範。其內容雖未能令勞工團體滿意，但已足以明確排除集會遊行法之適用，避免警察介入勞資雙方的私權糾紛，甚至形成國家機器幫資方鎮壓勞工的不公義，對於台灣勞動人權的提升可謂一大步。

    　一般社會大眾常把罷工視為洪水猛獸，除非身受關廠、欠薪、惡性倒閉之害，否則難以體會罷工抗爭者的辛酸；又或認為罷工就是在家休假，不應該上街頭妨害交通與公共秩序，因而對罷工者抱持反對、譴責的心態。殊不知罷工對受害勞工而言，是最不得已、也是最煎熬的選擇。因罷工期間依法不能支薪，家庭生計立陷困境；即便罷工合法，參與者也要冒著被資方秋後算帳，予以開除、調職、降級…甚至司法追訴等風險。

    　此外，老闆的意志只須一聲令下即可執行；成百上千的勞工要能團結罷工卻很困難。在罷工期間，資方往往針對參與的勞工逐一拜訪或打電話，以各式各樣的威脅、利誘要求復工，各個擊破。因此，勞方必須擁有設置罷工糾察線的權利，在工作場所入口處集結，以說服不參與罷工而欲進入工作之勞工，請其團結加入罷工行列，才能落實罷工效益，取得和資方談判的籌碼。

    　勞動法是我的老本行。二十年前，當時在德國負笈的我為了弄懂這門學問，特別跑去一家擁有八十萬名會員的德國工會實習半年。回國至今多年，雖然早已知道德國那一套在台灣幾乎毫無用武之地，可是不久前去了一趟華隆紡織頭份廠的罷工現場進行田野調查，我還是感到震撼不已。

    　這三百名罷工者多數都屬中高齡勞工，在華隆的資歷二、三十年。許多人自九十三年以來所領取的月薪就只有基本工資（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元）這麼多，但是，正常的每日工時卻高達十二小時，每月休息兩、三天。每人除了同時操作數台的機器之外，同時還要負責數百顆重達十餘公斤棉紗的包裝搬運。他們的生活可能遠遠不及外勞，稱這是華隆版的血汗工廠恐怕也不為過。

    　華隆是一家沒落的紡織集團。這十幾年來，繼中和等五座工廠陸續關閉後，碩果僅存的只剩頭份廠。不料自去年開始，廠內突然冒出一家「紡安」，資方說那是另一家獨立公司，卻要求勞工轉去上班，條件是放棄先前的年資，也就是以後不得請求退休金。工會方面則質疑這是五鬼搬運，目的在掏空公司資產。忍痛接受現實的勞工當然也有，但更多的是不願屈從惡霸行徑的人。對他們來說，當勞動法令淪為具文時，罷工就成了捍衛尊嚴的最後途徑。

    　從今年六月六日開始至今，他們每日分早中晚三班，守候在工廠外面的帳棚內靜坐抗議。即使颱風兩度來襲，活動還是不曾中輟。他們的工會弱小，不僅無法提供參與者罷工津貼（生活費用），甚至必須仰賴善心人士的小額捐助才能勉強維持活動所需。為了喚起公權力的注意，這群勞工兩度北上向行政院與勞委會陳情，然而，得到關的反應卻是無動於衷。當他們前往翁大銘的豪宅抗議時，台北市甚至出動鎮暴警察嚴厲打壓。

    　台灣是一個罕見罷工的國家。就以這一年來為例，社會上僅僅出現過太子汽車案、本案與榮電案。這其實不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勞資之間在先天上必然會有衝突，處在弱勢的勞工就只有透過團結的罷工才能與雇主相抗衡。這是西方人從工業革命以來所學習到的寶貴教訓，罷工如今也早已成為其社會文化的一環。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勞工的處境越發困難，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是：為什麼罷工在台灣卻跟在北韓一樣的罕見？

    　有同學曾來請我為文支援他們去文林苑案反拆遷行動。以下是我的意見，但含義恐怕和他們的願望剛好相反。

    　我一向支援年輕學子走出課堂為社會經濟弱勢人民爭取權益。但這次看不出文林苑中王家是社經弱勢人家。他們現已擁有所值不菲的房宅在都更中權利轉換為新宅後可獲得更高價值。王家所申訴的不是他們在乎房產增值，而是根本不願在已居住多代的房宅被強制拆除後換回新居所，這當然值得同情。但此案衝突的本質是一家的價值阻擋了其他卅六家權益以及外部效益實現的問題。或者被很多人士簡化為建商利益，這在目前反建商情緒高漲下於是成了社會參與援助抗爭的動力之一。而行使強制拆遷的警察力自然予人粗暴印象，使學生判定王家是權力下的弱勢者。因此引發了對「居住正義」和「居住人權」的呼籲，使得輿論幾乎一面倒。

    　「居住正義」在台灣本是一些社運人士提出的口號，在馬英九總統撿起來宣布後，一時成了最流行的名詞。但它究竟含義是什麼？如果上網檢索一下就知道它有了各種各樣的引用，可說是各取所需。同樣曖昧的是「居住人權」。聯合國的普世人權宣言之後有二主要約定（Covenant），我們台灣都已簽署。第一個有關民權及政治權，第二個有關社會經濟文化權；後者第十一條明列「人民應有權居住適當的住所」。其內文若應用到台灣應是針對那些無住處或住處陋爛的社經弱勢人民，這才是我們應去關心以及要向政府抗議爭取改善的。此條文中亦「反對不經法律保障下的強制拆遷」，但這似乎也不適用於這次耗時兩年已走完法律程序的王宅拆遷案例。

    　王家爭取的是我國憲法中的財產權保障。關於這點應請大法官出來解釋應保障的程度。而就王家以及支援者所認定的是絕對財產權，據此認為可以否決外界一切干預。但若當事人對因受迫參加權利轉換都認為不合「正義」，那如果面對更無分回房宅的強制土地徵收必將自認有權抵擋更不在話下。但就我所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保護私有房地產權利到排除在公益需要下的徵收。問題在於對公益的界定，而不是強制與否或是多少人贊同的比例。如對私產權被保障的極限此一核心課題不求得社會共識，則我們不必寄望於三個月後一個修正後都更條例會解決問題。都更抗爭必將繼續，其它台灣的公共建設興建也將受到影響。

    　就對保障私有產權而言，多少含有一些社區主義的歐洲各國遠不及美國之強烈。但美國又不及台灣。在美國為興建道路及其它公共設施時政府多僅以被徵房地的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來補償地主。在台灣則為配合地主利益發明了地利共享的「區段徵收」以及「權利轉換」並要求更多數人同意在先。此外，美國最高法院又於二○○五年判決康州新倫敦鎮也可為發展地方經濟（超越傳統興建公共設施之目的）而強制徵收私有房地產。此擴大了解釋公益案例之影響正為規劃界密切注視中。相較下，這次文林苑案的學生行動和輿論卻呈現了台灣有成為世界上為維護私產權最堅強堡壘的趨勢。

    　家屬的原諒與否，甚至罪人懺悔與否，都是個人漫長艱辛的私密平復過程，群眾無權剝奪代行。演變至此，已經不是我們替受苦的家屬出頭，而是逼迫家屬替我們自己出頭洩忿。

    　譴責「表演政治」癱瘓政治時，也要問「表演公審」示範了什麼公民責任觀念。次次如此，網路公審欲食其肉寢其皮、逼罪人公開道歉，但誰有權道歉/原諒？如果罪人道歉不能不公開，家屬原諒只是收容罪人緊急避難，那都只是為了滿足舉國脅迫貪看的一場戲。不是罪人在道歉，也不是家屬在原諒，而是媒體操辦偶戲以娛觀眾。

    　在「眾人皆曰可殺」生存威脅高壓下，人只會恐懼、自衛，逼罪人道歉一句太容易，但是人人心知肚明，那只是媒體正義的自我滿足、遠多於當事人生命深刻的自我蛻變。此案已起訴，若我們繼續獵殺，就會錯過問題所在，下次仍需要周期性獵殺罪人發洩。司法會懲罰罪犯，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時間也該花在懲罰上，表示有其他該做的事沒人做。盤點社會真正需求，至少有這三方面：

    　首先，案件背後隱藏的是，大眾疑慮執法不公：底層小人物平白遭人痛毆，若非意外證人舉證、加害者有名人而鬧大，可能就此冤屈忍悲，陷入絕境。故事印證了公眾潛在恐懼「這個社會無公平啦」、「政府只保障有錢有勢」、「吃到瘦肉精，各人顧性命」，因此，攻擊女星都是在為「也可能受害的自己」訴冤抱不平。這種情緒，都應該重視，問題只在它不可被仇恨白白耗盡，應該是行動起點。

    　再說得正確一點，無論在多小的事上，動搖獨善其身的想法，察覺用抱怨取代行動的習慣，將時間投資於自己的公民參與，才能踏出靠近公平的一步。

    　其次，民族情緒。當我們大排長龍買日本平價服飾，哈日的同時，就已醞釀東京影展台灣團被逼退場時，遇勢必發的仇日聲浪。一名日本人確實在台灣闖了滔天大禍，但痛恨卻出於台灣哈日、哈韓、哈陸背後的委屈心結。文化自尊，與產業改革，如同左右腳，只能互相支持而前進，需要每個人努力。媒體不思改革，還轉載仇韓日人妄指嫌犯「是偽裝成日本人的韓國人吧」，來證明日本網民替台灣撐腰、同仇敵愾，其實這些人還想收復台灣呢。以日本之強勢，文化被韓流閹割的屈辱感都不在話下；所以台灣自卑並非可恥，是進步動力，但若也想排外來代替進步，那就沒救了。

    　是什麼樣的決策品質，會讓行政、立法兩院在延宕兩年後，做出了和當初釋憲用意完全相反，既不見得有利國民健康的維護，而且執行起來卻絕對有階級歧視意涵的法律；這次《社會秩序維護法》修出「娼嫖皆罰」的結果，堪稱就是這樣負面立法的典型示範。如何避免這樣慘痛的教訓一再重演，絕對值得釋憲者、立法者深思。

    　事情的源起是民國九十八年時兩位宜蘭地院法官不忍年老的性工作者，為了生活賣淫卻屢被逮捕、被罰的處境，向大法官聲請釋憲。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六六號解釋，宣告《社會秩序維護法》中的「罰娼不罰嫖」條文違憲，應於兩年後失效。日前立法院趕在違憲條文修憲前一天，通過行政院版的修正條文，規定各縣市可設立性專區，但在性專區外娼嫖皆罰。

    　但是，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縣市同意設性專區，半調子除罪化的結果形同全面禁娼。可以說，不論政府原來有何政策目標，結果是事與願違，「娼嫖皆罰」已讓台灣成為字面上最泛道德的國家；同樣的，不論大法官當初如何不忍，弱勢性工作者未來的處境只會更為不堪。

    　這樣的口是心非修法，透露出來的是，只要遇到爭議性事件，行政、立法部門已經失去在各種社會力間折衝整合、貫徹目標的能力以及決心。在第六六六號釋憲文出爐後，當時的行政院長劉兆玄曾經承諾，性工作者未來原則上除罪化、除罰化；內政部雖然曾經舉行兩次公聽會，但是當各縣市都反對設性專區時，卻未試圖找尋可行的替代方案；最後更因為擔心觸怒民粹，反而愈罰愈嚴，完全和性工作者除罪化的目標背道而馳。

    　雖然嚴刑峻法，但是因為娼嫖同罰，迫使過去協助警方指認性工作者的嫖客，現在必須和性工作者「串供」，因此法律執行的結果可能是罰不到人。但負面後果是，這也進一步將性工作者推入更黑暗的角落，反而不利國民健康的考量；相反的，如果台灣能仿照德國等先進國家制訂性工作者相關法律，不但可保護性工作者的權益，更可因為納入登記、管理，才可能掌控性產業的不良外部效應。

    　一九三二年，威斯康辛密爾沃基（Milwaukee）一座修道院的院長，要求她的新手們寫一篇文章，題目為〈我為什麼想成為一名修女〉。數十年後，心理學家把這些修女們的文章拿來分析，意外發現，從撰文者透露的正面心理情緒，可以做為預測每位修女可以活多久的評分。

    　在英國全面推廣「快樂行動」運動的倫敦政經學院教授，也是《快樂經濟學》一書作者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以此為例說，「所以快樂對你是有益的，也是人人都想要，但很多人卻沒有的東西。」

    　從萊亞德《快樂經濟學》書中指出的影響快樂的「七個因素」：家庭關係、財務狀況、工作、社群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大約可以理解，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快樂的人。

    　萊亞德認為，我們花了太多氣力跟別人比較，而使自己不快樂。問道，如果我們把擅長彰顯人類荒謬苦惱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克特（Samuel Beckett）指出，「世界上的淚水，是一種恆量。」的觀念，反轉過來思考，從個人到整個社會，都以增長快樂為目標，有無可能，讓快樂而非淚水，成為世界上的一種恆量。

    　對於萊亞德，快樂是現代社會必需追求的一個「理性目標」。他認為，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更快樂，從個人、社團到國家政策制定者，都應思考邁向快樂的具體途徑，群策群力，才有機會滿足，「人們對更好的生活，深沉的渴求。」

    　萊亞德對現代個人和當代社會，該如何追求快樂，改善週遭，讓生活更具品質，提出了新觀念與思考，甚至具體方法，例如施比受讓人更滿足，這些我們可能耳熟能詳，但卻不記得上次實踐，是什麼時候的事？

    　剛從威尼斯回到台北，便進入了比颱風更狂野的女神卡卡的風暴中。

    　在威尼斯雙年展那樣沉悶和自我崇高化的藝術前線，我不只一次對媒體提到Lady Gaga，不但我的虛擬造型在前年被好友Arthur Ducan取名為Viki Lulu，就是因為她是我的偶像，我在當時即預言女神卡卡將是代表21世紀的藝術巨星，就像畢卡索代表了20世紀一樣不可撼動的地位，無人得以超越。

    　集新創意圖騰於一身

    　為什麼是女神卡卡？

    　經歷了二十世紀60年代的普普藝術，70年代的觀念藝術，當代藝術從此進入了膠著、沉悶、自我陷溺的混沌之中，尤其是大型的國際雙年展，成為當代藝術圈一小撮所謂的前衛人士把持的小圈子，不斷近親交配、自體繁殖，和民眾的距離漸行漸遠，自家人在隱晦疏離的語言遊戲中不斷尋求彼此的慰藉，已經很久了，既看不到未來，也看不到下一波的發展趨勢。藝術彷彿成了小圈子範圍內的權力角逐遊戲，一直到女神卡卡的崛起，這個世界，不止於流行文化的世界，整個屬於虛擬和真實交纏的21世紀，終於被這具備陰陽同體神力的155公分小女子的造反有理，從邊緣文化包圍主流文化，徹底征服屬於大眾仲裁的文化領域，當代藝術從此進入Gaga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