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由著名智庫學者沈大衛（David Shambaugh）所主編的論文集《權力移動：中國及亞洲的新動力學》（Power Shift）。

    　在這本論文集裡，許多智庫人員都談到中國崛起的不可逆，因為將來的亞洲秩序必然已非美國所能主宰，那麼將來的新亞洲會是如何？是混亂的多元、是中美交鋒的對立衝突，或是讓各個次級強權在這裡權力爭逐，合縱連橫？在各種未來秩序模式的可能性裡，有一種是「中美共管模式」（Condominium），但這種模式卻有幾個障礙，最大的障礙就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不相信美國的關鍵，除非這個障礙被排除，否則「共管模式」即無可能。該論文集所謂的「共管模式」與大陸學者王湘穗所謂的「中美分治」，其實是同樣的概念，將來的亞洲新秩序最容易的秩序模式，即是中美合作，合而管之，分而治之。

    　沈大衛教授主編的該論文集，由於涉及美國的國家區域方略，該論文集一出版，我即買來鑽研，並警覺到這種「共管模式」似乎就是美國亞洲布局的走向，也是北京布局的走向。就美國而言，它由不支持積極性的Ａ型台獨開始，將來勢必連Ｂ型台獨（即獨台）也不支持；而北京則以和平發展為籌碼，做為解決台灣問題時不致讓美國有道德壓力的理由，如果台灣問題能和平而非武力解決，美國在道德上就不會有罪惡感，內部也不會有人反對。胡錦濤任內的「和平發展」策略，已使美國放棄了支持台獨的立場。將來習近平任內，他的使命就是要讓美國連Ｂ型台獨也一併放棄。

    　近年來，台灣已經在「九二共識」下自我催眠；真的以為可以永遠保持一邊一國的這種偏安的現狀。由於自我催眠，這次習近平訪美，事實上已發出了十分重要的訊息，但台灣也自我催眠，假裝視而未見。其實這次習近平訪美，其意義至為重大！

    　一、最近半年來，英美對習近平都極力在吹捧拉抬，而習本人也不斷強化他和平理性及英美親善的特性。英美極力吹捧拉抬習近平，一方面是要拉攏習，但換個角度言，今後習的意見主張美英也更為注意，視之為合理的主張，這也就是說美英在吹捧拉攏習近平的氣氛裡已在為一些問題的改變布下了伏線。

    　家屬的原諒與否，甚至罪人懺悔與否，都是個人漫長艱辛的私密平復過程，群眾無權剝奪代行。演變至此，已經不是我們替受苦的家屬出頭，而是逼迫家屬替我們自己出頭洩忿。

    　譴責「表演政治」癱瘓政治時，也要問「表演公審」示範了什麼公民責任觀念。次次如此，網路公審欲食其肉寢其皮、逼罪人公開道歉，但誰有權道歉/原諒？如果罪人道歉不能不公開，家屬原諒只是收容罪人緊急避難，那都只是為了滿足舉國脅迫貪看的一場戲。不是罪人在道歉，也不是家屬在原諒，而是媒體操辦偶戲以娛觀眾。

    　在「眾人皆曰可殺」生存威脅高壓下，人只會恐懼、自衛，逼罪人道歉一句太容易，但是人人心知肚明，那只是媒體正義的自我滿足、遠多於當事人生命深刻的自我蛻變。此案已起訴，若我們繼續獵殺，就會錯過問題所在，下次仍需要周期性獵殺罪人發洩。司法會懲罰罪犯，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時間也該花在懲罰上，表示有其他該做的事沒人做。盤點社會真正需求，至少有這三方面：

    　首先，案件背後隱藏的是，大眾疑慮執法不公：底層小人物平白遭人痛毆，若非意外證人舉證、加害者有名人而鬧大，可能就此冤屈忍悲，陷入絕境。故事印證了公眾潛在恐懼「這個社會無公平啦」、「政府只保障有錢有勢」、「吃到瘦肉精，各人顧性命」，因此，攻擊女星都是在為「也可能受害的自己」訴冤抱不平。這種情緒，都應該重視，問題只在它不可被仇恨白白耗盡，應該是行動起點。

    　再說得正確一點，無論在多小的事上，動搖獨善其身的想法，察覺用抱怨取代行動的習慣，將時間投資於自己的公民參與，才能踏出靠近公平的一步。

    　其次，民族情緒。當我們大排長龍買日本平價服飾，哈日的同時，就已醞釀東京影展台灣團被逼退場時，遇勢必發的仇日聲浪。一名日本人確實在台灣闖了滔天大禍，但痛恨卻出於台灣哈日、哈韓、哈陸背後的委屈心結。文化自尊，與產業改革，如同左右腳，只能互相支持而前進，需要每個人努力。媒體不思改革，還轉載仇韓日人妄指嫌犯「是偽裝成日本人的韓國人吧」，來證明日本網民替台灣撐腰、同仇敵愾，其實這些人還想收復台灣呢。以日本之強勢，文化被韓流閹割的屈辱感都不在話下；所以台灣自卑並非可恥，是進步動力，但若也想排外來代替進步，那就沒救了。

    　馬政府的新內閣即將上路，儘管新內閣成員都躊躇滿志，但是千萬不要低估台灣面對的嚴峻挑戰。當前歐債危機對台灣的影響只是短暫衝擊，台灣的根本挑戰在於經濟結構轉型與參與國際經濟整合，而這些問題都需要主政者的堅強政治決心與意志力，同時需要柔軟身段與整合協調能力。

    　今年元旦，台灣仍沉浸在激烈選戰之中，但是同一天韓國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正式生效，美國取消八二％的韓國對美國出口品種關稅，至此韓國ＦＴＡ夥伴的經濟總量已經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六○％。目前韓國已經完成九個ＦＴＡ，包括韓國與東協、印度、歐盟、美國的ＦＴＡ，同時正在與七個經濟體洽談ＦＴＡ，韓國與中國、日本的ＦＴＡ談判預計今年也會正式啟動。

    　相較之下，台灣至今仍只有與五個中美洲國家簽署ＦＴＡ。目前台灣正與新加坡進行ＦＴＡ談判，但貿易金額只占台灣對外貿易的三．六％。去年底台灣與紐西蘭宣布進行經濟合作協議的可行性評估，但是貿易金額僅占台灣對外貿易的○．二％。馬總統希望台灣在十年內能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ＴＰＰ）。然而，台灣至今仍沒有提出完整的規畫。更何況，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發展非常快速，台灣還能等待十年才加入ＴＰＰ嗎？

    　瑞士ＩＭＤ的國際競爭力報告將台灣的排名從二○○七年的第十八名提升到二○一一年的第六名。然而，更現實的國家競爭力衡量指標應該是外商對台灣投資金額、國際資金流動與台灣的國內投資率。

    　馬總統在二○○八年上台後，台灣吸引的實際外資金額每年分別衰退五○．八％、三三．四％與二九．一％。即使在ＥＣＦＡ生效後，去年外商投資台灣僅僅微幅成長七．六％到三十四億美元，仍維持在相當低檔的金額。根據聯合國統計，台灣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從二○○七年的○．三七％下跌到二○○八年的○．三一％、二○○九年的○．二五％、二○一○年的○．二○％，不僅居四小龍之末，甚至不到越南的一半。

    　如果觀察包括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的國際資金流動，台灣的國際競爭優勢正在快速流失。二○○○?二○○七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的淨國際投資平均每年為負一三二．三億美元。二○○八?二○一○年馬總統執政期間，台灣的淨國際投資平均每年為負二○○．八億美元。去年前三季，台灣的淨國際投資共流出四六五億美元，是歷年來資金外流最嚴重的一年。

    　當我們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五個地區來看，可以發現在地點上，台灣正處於中間，在領土大小上，台灣亦介於中間，這樣「在中間」的特色，是否亦創造了另一些在中間的經濟特色？如果我們將東北的日本和韓國歸為一類，以東南的香港和新加坡為另一類，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產業政策及中心思維一直被兩大類不同思維拉扯，而不自知。

    　第一，就產業政策而言，由於日韓國土大，這兩個國家均發展出自己龐大的製造業，例如日本的汽車業、電器業等，韓國的三星、ＬＧ等。其中，韓國採用產業垂直整合的策略，它的三星公司從晶圓代工、面板、手機、筆電等等，全部包下來自己做，自己忙不過來的部分則下單給台灣代工。雖然它們也重視金融業，例如在二○一一年倫敦城委外發表的全球城市金融中心評比，東京排名第六，首爾排名第十一，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難將它們二國想成金融重鎮，對他們而言，製造業才是主力。

    　新加坡和香港正好相反，它們致力於金融產業，沒有農業，製造業只是配角。新加坡全力打造一個財富管理中心，現亦建設風險管理中心，也希望能成為境外人民幣中心，使經濟更進一步成長。而香港幾乎完全放棄製造業，旨在爭奪全球金融中心的第二名。在上述全球金融中心評比，這兩個城市亦一直彼此競爭，分別排名第三及第四名，僅次於倫敦及紐約。

    　第二，就政府是否應給予行政指導方面而言，這兩大類也不同。在這些國家當中，韓國是最積極，它採取中央決策的模式，它的宏觀目標是汽車工業要超越美國、電子產業要超越日本、漢醫藥研究要超越中國的願景。韓國雖然也定下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的資本整合法，但金融產業仍難以與實質產業的高度發展相匹配。此外韓國的文化及電影發展策略是產生「韓流」，它獎助世界各國從事韓國哲學，深耕韓國自有文化。

    　而香港採用美國的思維，政府盡量不干預，並採自由化的發展策略，政府採取資訊充分揭露的決策，誘導而不主導產業發展，致力法規的訂定，及司法的公平及公正，以吸引全球的資金及人才。而日本和新加坡介於其中。

    　第三，在教育政策方面，日本和韓國的大學固然重國際期間發表，但由於國土大，當然有本土的經濟問題待研究，學術的氛圍強調將自己的學術應用在本土，特別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是有高度地域性，故日韓也重視如何將財經學理應用在本土經濟發展。一位日本的東京大學教授訴我，他每兩個月就寫一篇與日本的公司財務及經濟相關的學術文章在日本的學會發表。而日本學術介紹本土及國際新知的書，出版品暢銷，亞洲其他國家難望其項背。